印尼的暴乱称之为“趋近叛国与恐怖”主义，显然，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犯罪，然而却找不到组织者，只是在零星的场合出现游行结束后分化工资的情况，部分地方还管饭，他们主要受社交媒体指引，这种现象似曾相识，只不过，当时做得更为隐蔽。 记得2013年，俄罗斯的反对派在流行前，美国驻俄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提前公布游行路线与临时变更路线，无独有偶，香港当年暴乱的信源也多以“境外账号发布路线图”的形式出现，这具有外部介入的典型特征，然而，印尼的这一次暴乱的信源出现新的形式，它们都在印尼国内，且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在获警方“不反对通知”的法定路线的基础上，现场出现偏离与快闪式改道情况。 印度的社交媒体主要有五家，四家美国控制，一家是总部位于新加波的中国企业。社交媒体将“装甲车压死人”“官员腐败”等事放大，并用AI合成语音/篡改视频、制造“警方将大规模逮捕”信息，定向引仇恨，出现“只抢华人店”“1998又要重复”等话术，煽动SARA对立，扩大爆坏力，把诉求从议会门前外移至机场、港口等要害设施，追求更大扰动与瘫痪效应。 印尼总统将之定性为“趋近叛国与恐怖”主义，说明其破坏力已极其之大，然而，印度警察却找不到组织方，虽然找到了部分有偿游行的证据，但支离破碎，无法形成证据链的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