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蒋介石前妻找到周总理求情：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1961年初春，北京】“总理同志，我带着老黄埔的情分来求一件事。”警卫听见这句话时，一度以为是有人冒名顶替。来人年近花甲，衣着朴素，口音却带着苏州软糯，递进门岗的名片只有四个字——陈洁如。 当年的“黄埔师母”忽然现身西花厅，对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来说多少有些突兀。她没有提及旧情，只开门见山地说：“我女婿陆久之，绝非汉奸，他在上海做过许多对国家有利的事，他也是共产党。”这一句“也是”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陈洁如看出了对方的迟疑，补了一句，“如果不是，我绝不敢登这道门。” 周恩来当天傍晚接见了她。短暂几分钟里，陈洁如拿出一份亲笔写就的小稿，列出陆久之自1926年起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联络、1942年潜入汪伪集团、1949年参与策反汤恩伯等关键节点。周恩来边看边点头，停在“策反失败仍保全名单”那一栏时，说了一句：“老同学的眼光不错，这件事我来核实。” 事情要追溯到1955年冬。全国第二轮“镇反”进入收官阶段，公安机关在上海逮捕了一名中年男子。卷宗显示：陆久之，湖南长沙人，国民党少将参议，曾负责“敌伪资产”接收，身份复杂。由于档案里缺乏他与地下党往来的证据，他被按“历史反革命”判刑15年。彼时，很多老同志正在外地工作，无法出面作证，这桩案件就这样被归了档。 陆久之被捕那天，只留下“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七个字给妻子。蒋瑶光见惯父亲那一套“国共不两立”的冷峻，偏偏对这个温和而沉稳的丈夫笃定信任。她先去南京找老蒋求情，却连门都没进；又托旧识写信给台湾，石沉大海。1959年，母亲陈洁如自香港转道新加坡，凭着老黄埔的人脉了解案情后，心里有了主意：既然事情源于误会，还是要回到大陆说清。 说到陈洁如，她与蒋介石的往事在上海滩不算秘密。1921年，两人举行婚礼时，黄埔都还没有建校。蒋介石东山再起后，外界只记得宋美龄，往往忽略了这位曾陪他走过最薄弱几年的人。遗憾的是，这段情在1927年便因政治婚姻被生生截断。分手时，她收养的女婴也被迫改姓“陈”，这就是后来的蒋瑶光。 蒋瑶光18岁时闪婚了一名朝鲜裔商人，结果抗战胜利后发现对方竟是日方间谍。婚姻粉碎，她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上海。好友周安琪看不过去，为她牵线一位据说“可靠体面”的单身军官——陆久之。 陆久之并非空有皮囊的花架子。1902年出生的他，少年时父亲在上海被枪杀，他因此接触左翼思潮。1926年，经徐梅坤介绍加入上海地下总工会，成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交通员。四一二之后，他多次潜入敌占区营救同志，一度暴露，只得借“公费留学”之名逃往日本。返沪后，他利用父辈旧交与新闻记者身份打探情报，还进了汪伪政权的经济部门做“挂名顾问”，把日伪兵工、物资动向源源不断送到延安。 抗战末期，汤恩伯受命接收上海，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急调他镇守江浙。汤恩伯与陆家宿世交情深，给了陆久之“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那几个月里，陆久之不仅保存了一批地下党名单，还把水路、粮仓、电厂等情况如实上报中共中央社会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夜，他奉命去浦园做最后一次劝说，希望汤恩伯留在大陆。蒋介石突然带蒋经国、蒋纬国飞抵上海“督战”，谈判立即流产。陆久之凭“驸马”身份全身而退，但在台湾方面的档案里，他被加注了“可疑”的红笔。 新中国成立后，陆久之坚持留沪，协助政府处理外侨公馆和日伪财产。1955年运动铺开，历史问题一股脑儿被翻检，他那份写着“陆翰之子、国民党少将”的简历成了绝佳把柄。审讯时，他只交代自己“曾代为保管若干机密文件”。由于上级联络人早已牺牲或远赴隐蔽战线，没人能当场佐证，结果被定罪。判决一出，他反而轻松，告诉看守：“我在日本躲特高课都活下来了，十五年不算什么。” 命运转折点终归要靠人来推动。黄埔旧识听闻陈洁如要去北京，提醒她：“事情拖得太久，各级材料已经存档封存，你得拿出硬核证据。”陈洁如回到香港，翻箱倒柜找出陆久之当年寄自东京的家书、与许世英的通信影印件、以及刻着“ZJ·1943”的一枚特制密码圆盘。她在轮船二等舱颠簸三天，又坐了整宿火车进京，只为一句“不是汉奸，也是共产党”。 周恩来办事干脆。核实花了不到两周：中央社会部、上海市委组织部老档案一一匹配，事实坐实。3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改判，陆久之改为“有功人员”，即日释放。转到上海火车站时，他拎着简单行李，看见妻子抱着两个孩子，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她一句“回家”让周围乘客都动容，却没人认出这位戴着旧军帽的归人当年曾是“驸马爷”。 陆久之此后谢绝了所有采访，只在晚年同意把个人手稿交给国家档案馆。2008年春节前，他在上海瑞金二路的老洋房静静离世，享年一百零六岁。家里仅留半柜书和那只不起眼的密码圆盘。熟悉往事的人感慨：看似传奇，其实只是那个年代无数潜伏者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