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中，18岁的小战士王中领，在尸体堆藏了4个小时，终于发现了日军狙击手，并一枪将日军狙击手击毙。 1937年 9 月 3 日凌晨，上海罗店镇阵地上满是腐尸的臭味。勤务兵王中领第三次调整姿势，把脸紧紧埋在两具战友的尸体之间，一动也不敢动。 他左臂的伤口还在渗血，这伤是昨夜日军炮击造成的。当时他抱着弹药箱往战壕跑，一枚弹片擦过胳膊，划开一道口子，可情况紧急，他根本没时间包扎。 现在他得让自己的呼吸混进尸堆的腥气里 ——300 米外的破楼里藏着日军狙击手，正搜寻活人打冷枪，稍有动静就会被盯上。 王中领参军的事，要从 1935 年说起。那年在徐州城外，15 岁的他攥着带血的石头站在地主家门前，这块石头是他保护姐姐时，打伤地主儿子的 “罪证”。 他是江苏睢宁的农村少年，那时从没想过，自己扔石头能连起 13 个水漂的本事，两年后会成为战场上的杀招。 后来到了部队，团长让他试着投手榴弹。他扔出那枚锈迹斑斑的铁疙瘩，铁疙瘩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这弧线比任何誓言都管用，直接证明他能上战场打仗。 可罗店的战场，比扔石头残酷太多。日军第 11 师团每天对 66 团的阵地炮击 3 次，把阵地炸得一片狼藉。王中领所在的 3 营，已有半数以上的战友牺牲。 昨天傍晚，三个炊事兵刚探出头找水，就全被钟楼废墟里的狙击手打死了。老班长李福根倒下时，王中领看得真切：子弹从左眼打进去、从后脑穿出来，血雾在夕阳下凝成暗红色。 王中领攥紧怀里的中正式步枪。这把枪没有瞄准镜，枪托上刻着前任主人的名字，却是他活下去、杀鬼子的唯一依靠。 日军狙击手很狡猾：专挑黄昏时借逆光开枪，隐藏自己的身形；每打三枪就转移位置，让反狙击的战士扑空。王中领记得团长的话：“这些关东军来的鬼子，枪法准，枪枪要命。” 可当他主动请战时，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说：“中领，你扔石头的本事，该换成打子弹了。” 前三个小时的潜伏，是对意志的煎熬。夏天的尸堆又闷又臭，蛆虫爬进裤管，苍蝇 “嗡嗡” 叫着，吵得人头疼，可他连动一下都不敢。 王中领强迫自己数心跳，每数到一百下就调整一次呼吸，还发现了一个关键规律：日军开枪后，枪管会冒出一瞬的青烟。 熬到第四个小时，炊事班的张老三探出头找水，那道青烟终于出现 —— 位置在左前方 45 度，钟楼三层的破窗后面。 王中领没急着开枪。他想起徐州训练营的夜课内容：狙击要先确认目标，算准风速，预判目标的移动轨迹。 等日军狙击手站起身准备撤离时，他才扣动扳机。子弹飞出的瞬间，他像回到了徐州郊外的河边，只是这次，“石子” 落在了鬼子的眉心。 第二天黎明，王中领往脸上涂满战友的鲜血，让蛆虫在伤口周围爬，假装成尸体。很快，第二名狙击手出现在对面商铺的阁楼上，他甚至闻出了对方身上日军特供 “征露丸” 的味道。 这一枪格外凶险：鬼子的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在墙上凿出一道深痕。可他清楚，自己一退缩，就会有更多战友牺牲。 五天后，日军察觉到尸堆有异常，调来迫击炮对着尸堆猛轰。爆炸的气浪把王中领掀翻时，他脑子里闪过姐姐逃亡时倒下的画面。 等他在战地医院醒来时，护士正用酒精擦拭他腿上的弹片伤口。床头柜上放着半块干粮，这是老班长用自己最后半块馒头换来的，上面还留着牙印。 战后统计显示，王中领在淞沪会战期间共打死 52 名日军，其中 7 人是狙击手。这些数字背后，他每天只睡三小时的坚持，是他在雨夜的泥泞里练习瞄准的执着，是他每次开枪前默念 “为父母报仇” 的信念。 1944 年，他因战功卓著被保送进黄埔军校。教官在他的训练日志上写道：“此子有刺客之风，然心怀家国，非为私仇。” 抗战胜利后，王中领选择退役。在杭州富阳的稻田边，他常对孙子说：“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 到了晚年，他最珍视的东西，是 1955 年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每当村里的孩子问起战场往事，他总说：“这不是什么英雄故事，是千万个普通人没办法，只能扛起枪保卫家国的事。” 2015 年 7 月，98 岁的王中领在杭州病逝。临终前，他让孙子打开那个藏了半个世纪的木箱。 木箱里除了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块望远镜碎片 —— 这是 1937 年罗店战役时，从他打死的日军狙击手身上搜来的。 碎片上还留着弹孔，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像极了当年那枚子弹划过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