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而且每年还要净增近千万。 马寅初亲自下乡，眼见农家屋里挤满孩子，父母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教育是奢侈品，生病更是难有医治，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人口不收紧，一切发展都会被拖慢。 1957年，他写成《新人口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人口不能只看“多”，而要看资源和经济能撑到什么程度。 他的办法不靠一刀切，而是靠宣传、教育，让晚婚晚育成为常态，但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喊“人多力量大”，他的观点显得孤零零，甚至被当作“唱反调”。 不久，反右运动席卷，全国气氛陡然紧张，《新人口论》很快被扣上“资产阶级人口论”的帽子，马寅初被批斗、卸下校长职务，还被剥夺代表资格。 从此他淡出学术圈，回到家中过着清冷的日子，人口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沉寂了近二十年。 时间来到70年代末，社会压力忽然像一股洪水涌上来，全国人口逼近十亿，城市里三代人挤在一套屋子里，走廊成了公共厨房；农村青壮年多得种不完地，却没地方去谋生。 学校教室挤得转不开身，看病要排半天，粮食、就业、住房，都卡在瓶颈上，问题积到这个地步，才让人重新想起早年被否掉的意见。 于是1979年，国家决定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成立专门的机构，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写进宣传栏，也把节育措施推广到每个角落。 这跟马寅初二十多年前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它被当作解题的钥匙。 政策铺开后，人口增速慢了下来，80年代初，中国经济跑进了加速道，“人口红利”的好处也开始显现。 舆论环境宽松了，人们重新提到马寅初，才发现他当年的“杞人忧天”，原来是先见之明。 晚年的他虽没能回讲坛，但也算迎来平反。1982年他去世时，许多人心中带着惋惜，他是为后代操了不该他这个年纪操的心。 可人口问题从不一次解决就万事大吉，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留下的副作用开始冒头。 老龄化越来越快，独生子女一人要同时照顾父母和祖辈，“四二一”家庭结构让年轻人压力山大。 到2016年，国家不得不急转弯，先放开二孩，又鼓励三孩，从限制变成了催生。 回顾这几十年，中国在人口政策上就像钟摆，一会儿倾向“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又极力压缩生育，到如今，又因为生得少而反向鼓励。 但不管是多还是少，真正的考量都应该是合适，能让人口规模与国家发展能力匹配，才不会陷进一个极端后再大幅回摆。 马寅初虽未能改变50年代的舆论，却用一场提前二十年的提醒，把后来者逼到了不得不采纳的境地。 今天我们谈生育率，仍绕不开他提出的问题，人口增长与资源分配该怎么平衡？ 因为人口数字背后，装着的是生活空间、教育机会、医疗床位，这些都跟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 所以这场“人口大考”并不会有终点，旧挑战解决了，新矛盾又会冒出来。 唯一能学到的，就是别让它再一次摆到极端的一端，才发现回头的代价太高。 【信息来源：人民网-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评 周恩来为之打抱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