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如今仅剩2位健在，王希季是还在世功勋中最年长的一位，今年104岁了！ 1921年出生的王希季，和党同龄，这位云南昆明走出的白族青年，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时，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太空的“铺路石”。 求学时一次机械课作业，他用计算尺估算出结果，没按老师刘仙洲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即便思路全对也得了零分。 老师那句“搞工程必须零缺陷”，成了他刻进骨子里的信条。 1948年，王希季赴美攻读动力及燃料专业，1949年拿到硕士学位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了过来。 看到报纸上南京路上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再读华罗庚那封“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的公开信，他当即放弃博士深造，1950年初就踏上归途。 回国后他在大连理工等高校任教，编写《锅炉学》等教材，还教出了俞鸿儒、徐性初两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扎实的理论功底在这几年愈发深厚。 1958年，一纸调令让他转行航天。 那时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他带着一群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人，在上海郊区的农田里改出发射场。 把台钟拆了做定时器，用自行车打气筒给火箭加注燃料，甚至用硝化棉裹上电珠灯丝当点火装置。 1960年2月19日，T-7M探空火箭成功发射，虽只飞了8公里，毛主席却连声称赞“了不起”，说要“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这枚火箭，成了中国航天迈出地球的第一步。 后来他牵头“长征一号”总体方案，创造性地把导弹技术和探空火箭技术捏到一起，液体与固体推进剂结合的思路，既省经费又赶进度，最终把“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天。 任务刚到初样阶段，他又服从安排转攻返回式卫星，带着团队做了58次空投试验。 1975年11月26日卫星升空后，他在测控中心守了三天三夜，直到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出现在天际才松了口气。 这个采用弹道式返回的方案太成功，让中国返回式卫星成了研制周期最短、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还成了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载人航天路线争论不休，多数人主张跟风搞航天飞机。 时任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的王希季算了笔账：航天飞机单架造价超200亿美元，根本不符合国情。 他写了篇《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力推多用途载人飞船，这才有了后来的“神舟”系列。 1999年，78岁的他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红着眼眶说“祖国没有忘记我”。 王希季的人生选择，从来都围着“国家需要”转，留美时放弃的博士学位，高校里放下的教鞭，都是他给家国情怀的答卷。 这种选择不是被动服从，而是主动创造。 转行航天时他不懂就啃苏联教材，甚至要乔装打扮掩人耳目地读；搞返回式卫星时没人教回收技术，他就从理论到试验一点点摸。 所谓“服从”，不过是把个人能力拧进国家发展的齿轮，让每一份才干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他的技术突破，从来不是靠蛮干，18种探空火箭他主导了12种，从8公里到300多公里的飞行高度，每一步都踩着“务实”二字。 “长征一号”的方案不是拍脑袋来的，是吃透了国内导弹和火箭技术的底子。 返回式卫星的高成功率，藏着西南联大那记零分的教训：58次空投试验次次较真，小到一个焊点都不放过。 就连反对航天飞机，也不是否定新技术，而是算清了国情账、经费账、技术账。这种创新，是站在地面上摘星星，不是飘在半空追幻影。 如今104岁的王希季，和96岁的孙家栋成了仅剩的两位“两弹一星”元勋。 这两位老人太像了：都留过学，都为了国家需求改换行当，都把荣誉归于集体。 孙家栋说“勋章属于所有航天人”，王希季则反复强调“不要宣传我，要宣传两弹一星精神”。 他们的存在，早已不只是历史见证。 云南昆明建了王希季事迹陈列馆，他的故事进了中小学课本，那些“土法上马”的往事、较真到底的细节，把“热爱祖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变成了看得见的榜样。 从手摇计算器算弹道，到“神舟”飞天、“嫦娥”探月，王希季亲历了中国航天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他百岁时还在研究“互联网+航天”，说“只要脑子清楚，就要多提建议”。 这份坚守里藏着航天事业的密码：所谓伟大，不过是把个人理想磨成国家需要的样子；所谓传奇，不过是把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较真。 百年人生路，半世航天情，一块铺路石，撑起九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