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行刑后的马场町刑场，一具具遗体已经开始腐烂，2名青年偷偷过来，在尸堆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已经肿胀变形的遗体，抬到火葬场，秘密火化后，骨灰被送到一女青年处，女青年选择跳海运回骨灰盒。 2024年清明，八宝山烈士陵园陈宝仓墓前。陈家后人放下三样东西：褪色教友证、旧船票、潮痕骨灰布。“这是唐叔叔、陈叔叔和殷姐姐的‘纪念’，从未敢忘。” 这三件信物，藏着1950年跨越海峡的生死义举。若无这三个普通人，烈士骨灰或许永无归处。 1950年7月香港岸边，黎明前的海水泛着冷光。19岁的殷晓霞爬上岸，胸前紧紧裹着布包。布包被海水浸透，里面是陈宝仓的骨灰盒。她瘫坐在沙滩上，掏出兜里皱巴巴的船票。 这张去香港的船票，因没入港证成了废纸。为送骨灰，她扔掉行李，深夜跳海偷渡。 时间回到1950年6月台北，教会活动室的灯光下。唐辉麟摩挲着师文通寄来的信，指尖发颤。信里说：“宝仓已牺牲，求你们帮他‘回家’。”一旁的陈克敏攥紧教友证，声音坚定：“去刑场。” 两人都是普通市民，此前只和陈宝仓见过两面。却因佩服他“为百姓做事”的口碑，决心冒险。 1950年6月10日，台北“高等军法会审庭”内。陈宝仓接过纸笔，写下最后遗言。“死后即用火葬”六个字，写得格外用力。他想起三天前，敌人用酷刑逼问情报时的场景； 鞭子抽在身上，他只说“我做的都是该做的事”。作为潜伏的“国防部”高参，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此前他留在台湾，是为完成未竟的工作。国民党驻军番号、沿海防御工事图，他都整理成表。趁每次见吴石的机会，悄悄递过去。妻子师文通劝他去香港，他却说：“情报没送完，我不能走。” 直到蔡孝乾叛变，吴石家搜出他手写的情报，他才被捕。 1950年6月中旬，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正午。唐辉麟和陈克敏躲在树后，看着刑场守卫换岗。盛夏的阳光烤得地面发烫，遗体开始腐烂。 两人按师文通说的“左臂旧伤、灰布衫”特征，在尸堆中寻找。“找到了！”陈克敏压低声音，指着一具遗体的左臂。他们趁着守卫转身，迅速将遗体抬上板车，往火葬场赶。 火葬场老板见两人神色紧张，本想拒绝。唐辉麟掏出所有积蓄，又拿出教友证：“这是为好人办事。”老板沉默片刻，点了头，连夜帮他们完成火化。 捧着骨灰盒出来时，天快亮了。陈克敏把骨灰盒裹进粗布，反复叮嘱：“一定送到香港。” 殷晓霞拿到骨灰盒时，正在收拾书包准备开学。她是陈宝仓女儿陈禹方的同窗，常听陈禹方说父亲的事。“我去送，”她没等家人同意，就藏好骨灰盒出发。 坐船时，她把骨灰盒放在腿上，假装是普通行李。快到香港时，却被通知“无入港证不得上岸”。她咬咬牙，趁夜色把骨灰盒绑在胸前，跳进海里。 1950年8月，香港师文通的住处。师文通接过骨灰布包，摸到里面的潮气，当场落泪。殷晓霞说：“师阿姨，陈叔叔回家了。”师文通握着她的手，看见她掌心的划伤； 那是跳海时被礁石划破的，还没愈合。后来师文通把这布包珍藏起来，上面的潮痕再也没洗去。 1953年9月，北京公祭陈宝仓的现场。李济深作为主祭，念到“普通人助烈士归乡”时，声音哽咽。毛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被郑重展出。 师文通带着六个孩子站在台下，最小的孩子才12岁。她悄悄把唐辉麟的教友证、殷晓霞的旧船票收进包里，这是她心里，最该被记住的“功劳证”。 1954年，师文通在北京病逝前。她把三个孩子叫到床前，拿出那三样信物。“唐叔叔、陈叔叔、殷姐姐，你们要记一辈子。”孩子们点点头，把信物和父亲的烈士证放在一起。 如今，陈家后人每年清明都会带着三样信物来扫墓。唐辉麟和陈克敏后来在台湾平安终老，临终前还提起“送骨灰的事”。殷晓霞定居香港，晚年常和陈家后人通电话，说“没做什么大事”。 八宝山的墓碑上，虽没刻这三个普通人的名字。但陈家后人的讲述里，他们永远是“让烈士回家的人”。 阳光洒在墓碑上，“陈宝仓烈士之墓”几个字格外清晰。来往的人听着这段故事，都会驻足片刻。英烈的信仰让人敬佩，普通人的义举更让人温暖。 这跨越海峡的守护，成了刻在时光里的感动，代代相传。 信源：冷月无声——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