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这么说吧，蒋介石送来的部长职位，他直接顶了回去。 朋友接济的钱他拿着，国民党送来的钱，他一分钱都不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这份硬气不是晚年突然生出的，早刻在他骨子里。童年时被爷爷用板子狠打，背不出书就挨打，可他从没掉过一滴眼泪，气得老人连板子都扔了。 后来考秀才，他故意用《昭明文选》里的生僻字拼凑文章，反倒得了第一名，这份叛逆里藏着的，正是不向世俗低头的根性。 青年时办《新青年》、掀新文化运动，中年时创建政党，他像匹“不羁之马”，不陡的坡不爬，回头的草不吃，章士钊早年的评价，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1937年出狱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受蒋介石指使，送来十万元请他另立党派，当场被他痛斥回去。 他那时早没了政治地位，连生活都成问题——1940年在江津，一家三口每月要两百元生活费，冬天进城更要翻倍到六百。 可即便窘迫到要给昔日同事蒋孟麟写信催北大同学会的接济款，他也没碰国民党的钱。朋友杨鹏升的资助他接，北大的生活费他收，这些钱干净，符合他的底线。 这种硬气在牢里更显分明。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他，法庭上他反倒把法官变成了听众。 面对“叛国宣传”的指控，他拿出抄走的马列著作当证据，直言国民党“竭民脂民膏养兵，对日军节节退让”，质问到底谁在危害民国。 这份《辩诉状》后来成了沪江大学的教材，连政敌都不得不承认其铮铮有声。国防部长何应钦找他求字，他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四个字砸得人哑口无言。 他的硬，从不是盲目对抗。 被共产党开除，不认同国民党，却在抗战爆发后不停发表演说、写文章呼吁抗日。有人问他是不是要放弃政治，他立刻否认，说抗日这种关系民族存亡的事，人人都得参与。 晚年在江津乡间，他一边靠稿费和接济过活，一边仍在思考民主与独裁，哪怕身边只剩妻子潘兰珍相伴，也没说过一句违心话。 潘兰珍陪着他走过最苦的十二年，从上海亭子间到南京监狱，再到江津山村。他被捕后，潘兰珍在监狱旁租间小屋，靠打零工送了五年牢饭；他晚年重病，潘兰珍当掉戒指换米下锅。 可即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他也没向国民党低头。临终前给潘兰珍留遗言，只让她自立改嫁，没提半句求人的话。 世人说他“政治大失败”，可他自己从不认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这句话道破了他的底气。 他的硬骨头，不是对谁的忠诚，而是对自己信念的坚守——反对孔教是因为觉得不对，反对第三国际也是因为觉得不对，哪怕“坷坎终其生”，也绝不人云亦云。 这种骨头，是文人的风骨，更是中国人的脊梁。无关立场，只关尊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