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天·斯蒂格利茨说，中美两个国家都不太高兴，美国不想当第二，中国压根儿也不想做老大。这样的声音，其实这些年在咱们舆论场上一直有说，从奥巴马当政时想搞G2时就在调侃。 时间拉回 2009 年，奥巴马政府刚上台不久，就有官员抛出 G2 构想，意思是让中美两国联手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当时这提议在国内舆论场激起一片讨论，不少人调侃 “这是想拉着中国当‘副驾驶’，一起维护美国的‘驾驶位’”。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没接这个话茬，反而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拒绝，其实已经埋下了 “不想做老大” 的伏笔。而美国那边，推 G2 的底气源于对 “老大” 位置的绝对自信，可没过几年，这种自信就被经济数据的变化慢慢侵蚀了。 斯蒂格利茨作为经济学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实力对比的暗流涌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 GDP 早在 2015 年就超过了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差距更是越拉越大。 2024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 32%，比美日德韩四国加起来还多，联合国预测到 2030 年这个比例会升到 45%。 但中国的反应始终很克制，即便在芯片等领域遭遇美国层层制裁，反制也精准控制在合理范围，2023 年对镓和锗实施出口许可审查，2024 年加码限制时也没扩大冲突范围。 2024 年 4 月布林肯第二次访华，双方敲定五点共识，中国也没在美方指责声中采取强硬对抗，而是以商谈的方式管控分歧，这些做法都透着 “不争老大” 的务实。 美国的 “不想当第二” 则写在了政策细节里。2018 年以来，从加征关税到把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再到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出口，打压手段一轮接一轮。 2025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总税率达到 54%，国会比白宫更激进，2024 年 12 月一次性将 136 家中国实体纳入管制，2025 年 1 月又加码限制 11 家相关实体。 斯蒂格利茨点出了关键：美国社会普遍有 “理所当然的世界第一” 的认知，叠加 “让美国重新伟大” 的舆论引导，当经济数据显示中国不断逼近时，就容易陷入焦虑，进而做出不理智的决策。 比如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对美经常账户盈余占本国 GDP 比例仅 5%，低于日本、德国，却因经济体量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靶子。 这种定位差异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更明显。美国习惯了 “老大” 的行事逻辑，在巴以问题上 4 次动用安理会否决权破坏停火努力，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把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变成服务自身利益的工具。 而中国始终强调以国际法为基础，派中东问题特使上百次穿梭斡旋，还邀请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达成和解对话，提出 “三步走” 倡议推动停火，践行着共同安全观。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从未主动挑起战争，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第一大维和出兵国，却从不说自己要主导国际秩序，反而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为共建国家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诠释 “不做老大” 的立场。 斯蒂格利茨提到的 “信息不对称” 让这种错位更突出。美国傲慢地拒绝理解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中国也难以洞悉美方政策背后的复杂动因。 比如美国总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却回避自身产业链空心化、政策短视等问题；中国坚持多元合作，2024 年对全球 151 国投资达 1438 亿，同比增长 10.5%，即便中美贸易占比降至 12.3%，也能通过多元化策略增强韧性。 这种互动模式从奥巴马时期的 G2 提议就初现端倪，只不过那时美国是想 “带着中国玩”，现在则是怕 “被中国超过”，而中国的立场始终没变 —— 不抢 “老大” 的位置，只走自己的路。 其实两国并非没有共存空间，特斯拉 FSD 在中国落地、中美在曼谷对话定调 “交流竞争对抗常态”，都说明分歧中仍有合作可能。 斯蒂格利茨警告过，美国的敌对政策可能让世界分裂，而全球经济 2025 年增速已下调至 2.8%，更经不起阵营对抗的折腾。或许就像舆论场上那些年的讨论，中美未必需要非要分个 “老大老二”，找到相互尊重的相处方式，才是对全球更负责任的选择。 中美两国的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终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让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当美国真正放下“老大”的架子，以平和、理性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才能打破当前的僵局，实现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