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治愈的一段话： “如果你觉得活着太难了，你可以先瞎活一活，你只要不做什么，你就不会死。你就这样子自然地，胡乱地瞎活，活到有一天，有可能你会觉得，人生还是值得一过的。” 我把遗嘱写在一张外卖小票背面，塞进手机壳里。然后走到江边，数到第一百七十三艘货船时，太阳正好落山。该回去了，我想，室友的猫还没喂。 这就是我的“瞎活”开始的地方，不是因为顿悟，而是因为责任太小，小到连死亡都显得过分隆重。 我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做任何需要下决心的事。不辞职，不旅行，不开始健身，不结束生命。像一株水草，水流带我去哪儿，我就往哪儿飘。 早晨上班，我允许自己在地铁坐过站。那天坐到了终点站，发现是个没听过名字的镇子。我在站台吃了根淀粉肠，看大妈们跳广场舞。回程时，夕阳把车厢染成橘子味。那是我三个月来第一次注意到颜色。 午餐时间，我躲在消防通道里吃盒饭。十三楼的安全门很少人走，成了我的秘密基地。某天发现窗台有盆快枯死的绿萝，我顺手把盒饭里的汤倒进去。现在它长得像疯了一样，嫩芽爬满了消防栓。 我开始收集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前台小妹丢掉的干花，保洁阿姨扫拢的银杏叶，打印机卡住的废纸，上面有半首谁写的打油诗。我把它们贴在工位隔板上，像个贫民窟的博物馆。 最放肆的一次，我请假去看早场电影。整个影厅就我一个人，看到一半睡着了。醒来时片尾曲在响，保洁大妈站在旁边等我。“姑娘，”她说，“你这场睡掉四十块呢。”我笑了，这是同事离职后我第一次笑。 周末我去超市，只买三样东西：啤酒、薯片、速冻饺子。结账时发现排在前面的竟是部门总监。他购物车里是奶粉和尿布。我们对视一眼，默契地移开目光，成年人的体面就是互不打扰彼此的狼狈。 深秋的某个周四，我照例去江边看船。一个老太太在我身边坐下，掏出馒头掰碎了喂麻雀。“它们认得我了，”她说，“每天这个点等着。” 我们静静坐了半小时。临走时，她分我半个馒头：“你也喂喂。” 麻雀飞到我手心啄食，痒痒的。那一刻我突然哭了起来。老太太拍拍我的背，什么也没问。 从那天起，我的“瞎活”有了新项目：每天带一点米去江边。 我不再数船了，开始记麻雀。那只瘸腿的特别凶，那只胖的总抢不过别人，有只小的永远在发呆。它们让我想起办公室里的我们。 冬天来了。我依然上班、下班、喂麻雀。某天深夜加班，看见总监还在会议室，对着PPT一遍遍练习演讲。我给他倒了杯咖啡，他愣了一下，说谢谢。 凌晨两点我们一起走出大楼，他说：“有时候觉得，我们都是在瞎活。” 我点头：“但瞎活也是活。” 新年假期，我一个人去吃火锅。服务员抱来熊娃娃放对面。肥牛在红汤里翻滚时，隔壁桌一家四口在唱生日歌。 我举起茶杯，对着熊娃娃说：“新年快乐。” 然后听见轻微的一声“咔嚓”。转头看见个小女孩举着拍立得：“姐姐，你刚才笑起来真好看。”她把相片递给我，“送你。” 照片上的我，举着茶杯，眼角有细纹，但嘴角是弯的。 我把照片贴在那盆疯长的绿萝旁边。 昨天整理手机壳，发现那张外卖小票遗嘱。墨迹已经晕开，只能认出“银泰城”“黄焖鸡”几个字。 我把它揉成一团，投进垃圾桶。没中。捡起来，再投，这次进了。 你看，连扔个纸团都要试两次才成功的人生，哪有那么容易就放弃。 今早出门前，我对着镜子画了眉毛。虽然技术很烂，一边高一边低。 但没关系。我可以先瞎画一画，就像瞎活一样。活到有一天，可能会画出很漂亮的眉毛。 也可能不会。但那又怎样呢，麻雀还在江边等着我呢。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 在觉得“活着太难”时，“不做什么”恰恰是一种“无为”的智慧。它不是放弃，而是停止对抗与挣扎，顺应生命的自然节奏，为内心的修复留出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无不为”的积极状态。 曾国藩：“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 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只是自然地应对眼前最简单的事，让杂乱的心绪在“不迎不恋”中逐渐沉淀。 庄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当你开始“自然地，胡乱地瞎活”，便是进入了“安时处顺”的状态。不强迫自己快乐，也不抗拒悲伤，只是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在这种状态下，情绪的极端波动（哀乐）便无法再轻易伤害你。 当一个人耗尽了所有心理能量，感觉“活着太难”时，精神已经进入了“低电量”的紧急状态。 此时，任何宏大的目标、积极的改变都成了奢望。“瞎活”就是一种主动开启的“最低功耗模式”。它只维持最基本的生命功能：呼吸、吃饭、睡觉。不社交、不努力、不思考长远，只是存在。 这并非懦弱，而是在极端困境下，生命智能的自我保护机制，其唯一且最高的目标就是：活下去。 所以，如果你正觉得人生艰难，请心安理得地“瞎活”吧。像一台只需基本运行的旧电脑，像一棵在石缝里只管生长的野草。不期待，不挣扎，只是存在。 因为很多时候，挺过黑暗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