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周养浩在功德林改造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年他抓过、审过、杀过

军统特务周养浩在功德林改造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年他抓过、审过、杀过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这些人没有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见过太多骨头硬、不怕死的人，早已见怪不惊。真正让他害怕的是，当这些共产党员知道第二天就要被枪毙了，当天晚上还抓紧时间在牢房里开会，进行小型的整风运动，轮流做自我检讨，总结工作上的失误和经验。     周养浩出身浙江农家，早年当过小学教员，考入上海法学院后还曾参加过沈钧儒领导的抗日救国会。     可1933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后，他彻底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凭借着法学专业的功底和狠辣的手段，他得到戴笠的青睐，三度出任司法科长，后来更是接手了被军统称为“大学”的息烽监狱。     这座监狱对外号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实则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魔窟，罗世文、车耀先等共产党员都曾被囚禁于此。     周养浩推行过所谓的“狱政革新”，去掉犯人的镣铐，设立图书馆和兴趣小组，把牢房改称“斋”，表面看似宽和，实则是更隐蔽的精神折磨，被关押的六百多人最终大多惨死在他手中。     在周养浩的认知里，共产党员的“不怕死”早就是习以为常的事。     他见过有人被反复拷打却始终不吐露半个字，见过有人面对屠刀仍高声呐喊革命口号，这些场景起初让他震惊，久而久之便麻木了。     可有几件事，却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他记得有一批共产党员被判处死刑后，当晚牢房里没有哭泣，没有哀嚎，反而传出低沉的讨论声。     特务们趴在门外偷听，听到的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之前工作的反思。     有人说自己不该轻易相信陌生人，导致联络点暴露，有人检讨自己宣传工作不够细致，没能发动更多群众。     还有人提醒后续同志要注意掩护，避免重蹈覆辙。     直到深夜，讨论声才渐渐平息，而天刚亮，这些人就从容不迫地走向了刑场。     在重庆渣滓洞，《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被捕后，遭受了军统特务的百般折磨，却始终不肯透露发行名单。     在被转押到白公馆后，他即便腿部重伤、奄奄一息，仍凭着记忆把胜利消息写在香烟包装纸上，悄悄传递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直到就义前几天，他还和战友们一起总结斗争经验，后来形成的“狱中八条意见”，成为留给党组织的宝贵财富。     在奉天第一监狱，八十六名共产党员被关押期间，不仅成立了秘密党支部，还坚持过组织生活、上党课，甚至在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第一时间请求党组织送来马列著作和中央文件。     南京雨花台监狱里，十九岁的贺瑞麟在临刑前写下八册日记，不仅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还反思斗争中的不足，字里行间全是对党的忠诚。     这些画面，周养浩在改造期间反复回想。     功德林里的生活与息烽监狱截然不同，这里没有酷刑，没有秘密处决，管理员和战犯吃一样的粗粮，战犯们被称为“同学”，可以读书看报、参加劳动。     他看到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们，从一开始的抗拒改造，到后来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渐渐认清了历史的潮流。     而他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慢慢明白自己当年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那些共产党员临刑前的自我检讨，不是形式主义，而是把革命事业当成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但革命还要继续，所以要把经验教训留给后来人，让组织能少走弯路、更快地取得胜利。     这种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对组织的高度负责，是周养浩从未见过也无法理解的。     周养浩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他曾想前往台湾，却因蒋介石去世而被拒绝，最终侨居美国。     晚年的他极少谈论过往，但那段在功德林的感悟，却被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