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立大学的阮文泰教授：“虽然我个人对中国有意见，但不得不承认，在黄种人当中，只有中国敢于和西方叫板。”这句话一出，现场先是静默，随即议论四起。 19世纪末的亚洲大陆，港口码头停满了西方列强的炮舰，恒河岸边的棉花被成船运往伦敦，湄公河三角洲的橡胶园里，越南农民饿着肚子给法国殖民者干活，汉城的学堂里，日本教师用皮鞭逼着孩子忘记朝鲜文字。 那时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国家的名字旁大多标着“殖民地”或“保护国”的小字。英国在印度设总督，法国把越南分成南圻、中圻、北圻，日本干脆把朝鲜划入自己的版图——整个亚洲，像一块被随意切割的蛋糕，没有哪个黄种人国家能说“不”。 当八国联军的火把点燃北京城楼时，中国人没有跪下。义和团的拳民举着大刀冲向洋枪，辛亥革命的枪声终结了帝制，抗日战争的烽火里，中国军民在台儿庄、在平型关，用血肉之躯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要知道，当时日本的计划是先占中国，再吞东南亚，最后称霸亚洲。 如果中国在那时倒下了，马来西亚的锡矿会更早被英国垄断，菲律宾的蔗糖会被美国资本彻底控制，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会成为荷兰更稳固的原料库。 1950年冬天，朝鲜半岛的硝烟飘到了鸭绿江边。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扬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那时的新中国刚满周岁，军队还在用缴获的“万国牌”武器，很多士兵穿着单衣就跨过了冰封的江面。 谁也没想到，长津湖的雪地里，冻成冰雕的志愿军战士依然保持着冲锋姿势；上甘岭的坑道里，战士们喝尿解渴也要守住阵地。这场战争打了三年，最终“联合国军”退回了三八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 这场胜利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亚洲。当越南人看到中国能打败美国，他们开始更坚决地反抗法国；当印度人听说中国志愿军的事迹，独立运动的呼声更高了——原来黄种人不是天生就该被欺负。 时间转到1997年，泰国曼谷的外汇交易市场一片恐慌，泰铢汇率暴跌，银行门口挤满了取钱的民众。西方资本像秃鹫一样盘旋，等着低价收购泰国的工厂和土地。 这时中国站了出来，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还向泰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援助。泰国前总理川·立派后来回忆：“那一刻，我们才明白，亚洲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中国就是。” 如今的科技领域，西方又想故技重施。他们卡住芯片的脖子，不许荷兰ASML卖光刻机给中国，不许美国企业和华为合作。 但中国没怕。上海微电子的工程师们日夜攻关，国产28纳米光刻机已经下线；华为的鸿蒙系统用户突破8亿——别人越是封锁，我们越要自己造路。 当阮文泰教授说出“要不是中国挡着，整个亚洲早就被分了好几块”时，台下有位老学者擦了擦眼镜。他经历过越南抗法战争，知道当年中国提供的武器和粮食，是怎么帮他们把法国人赶出去的。 从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科技战，中国就像一棵大树，自己扎根泥土，也给周围的小树遮风挡雨。“一带一路”的列车把中亚的矿产运到中国，也把中国的高铁技术带到了东南亚；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总是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反对西方搞“小圈子”。 当西方媒体还在炒作“中国威胁论”时，他们忘了：中国从来不是要称霸，只是不想再被欺负，也不想邻居被欺负。 阮文泰教授的话或许有些直接，但道理很简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总得有人站出来说“不”。中国用百年的抗争证明，黄种人能挺直腰杆，亚洲能自己做主——这不是空话，是用鲜血、汗水和智慧换来的底气。 当现场的议论声渐渐平息，有位年轻学者举手提问：“那未来呢？中国还会一直这样吗？”阮文泰笑了笑，指着窗外的胡志明市街头：“你看那些开着中国摩托车的越南人，用着中国手机的学生——答案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