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日本人带着26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闯入115师驻地，大喊道：“我要见你们首长，我是来投奔八路军的。” 当时在场的哨兵都懵了，赶紧一级一级往上报。消息传到罗荣桓耳朵里，这位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儒将，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人救回来了，是好事，可这送上门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更大的风险。战争年代，任何不合常理的善意，都可能是致命的诱饵。 驻地的老槐树刚抽出新绿，哨兵的枪托在石板路上磕出清脆的声响。1941年的华北平原，日军“扫荡”正烈，情报网像蛛网般密布；这位自称水野清的日本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和服，却蹬着一双八路军的布鞋——两种服饰在他身上拧出古怪的张力。被救战士们衣衫褴褛，却无一人带伤，眼神里除了激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罗荣桓在师部来回踱步，手里的旱烟袋敲着桌角。几个月前，济南地下党确实收到过署名“水野清”的情报，精准到日军“扫荡”的路线图，当时大家都称他为“暗夜里的眼睛”。可这次带着26人“偷跑”，动静太大了——从铜井据点到115师驻地，要过三道岗哨，涉两条河，他一个医生，哪来这么大能量？ “罗帅，战士们都说是水野医生救了他们，伪军那边还有他买通关节的凭证呢！”作战参谋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对“功臣”的维护。不止参谋，连负责接收的战士也觉得，首长是不是被连日的战事搞得太过谨慎了？毕竟，26条人命是实打实的，情报的功劳也是实打实的。 没过半月，济南城里的《新华日报》突然炸了锅——头版套红标题骂水野清“叛国投匪”，还配上了“通缉令”的照片；更绝的是，他远在日本的妻子，竟通过领事馆发了声明，说要和这个“帝国叛徒”断绝关系。消息传到驻地，连最开始怀疑的人都松了口气：“看，敌人都急眼了，这不是真投诚是什么？” 罗荣桓却捏着那张报纸，指腹摩挲着“通缉令”上歪斜的公章，突然笑了：“日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家丑外扬’了？”他转头对保卫科长说，“你想想，要是真出了能接触核心情报的叛徒，他们会满世界嚷嚷吗？怕是早就秘密处决，连风声都不会漏。这通操作，倒像是生怕咱们不信。” 保卫科的同志按命令悄悄盯上了水野清。果然，三日后的傍晚，他借口给老乡看病，绕到村东头的破庙，和一个挑着菜担的“农民”碰了头。那“农民”递给他一张卷成细条的纸，被暗中观察的战士看得一清二楚。几乎同时，延安发来的协查电报也到了：水野清，本名水野正夫，日军“椿机关”特务，曾在东北潜伏多年，惯用身份就是“反战医生”。 当那个“农民”被带到水野清面前时，这个一直温和微笑的日本人突然瘫坐在地上。他交代，之前的情报都是日军故意放出的“鱼饵”，这次带战士投诚，是为了获取115师的兵力部署；至于报纸和妻子的声明，全是“椿机关”设计的“苦肉计”，连妻子本人都被蒙在鼓里。 后来，这个案子成了八路军谍战教材里的“反面典型”。很多年后，当年的保卫科长回忆说，罗荣桓元帅当时反复强调：“打仗，靠的是枪杆子，更是脑瓜子。敌人给的‘甜果子’，得先想想，这果子是从哪棵树上摘的——有时候，越甜的果子，根上的毒越烈。” 那天的阳光和1941年春天的阳光没什么不同，驻地的老槐树已经枝繁叶茂。只是再有人提起“天上掉馅饼”的事，老兵们总会眯着眼说：“得学学罗帅，先问问这馅饼，馅儿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