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为何却制定崇文抑武的国策？ 咱先得说说赵匡胤所处的那个年代有多乱，不然根本没法理解他为啥这么干。 他之前的五代十国，简直是武将的“狂欢季”，53年里换了8个姓氏14个皇帝，地方军阀说反就反，今天你杀我夺权，明天我起兵篡位，压根没个安稳日子。 有个叫安重荣的节度使说得特直白：“天子难道有啥特殊血统？不过是兵多马壮的人当的罢了！” 这话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武将手里有兵，就敢把皇帝拉下马，老百姓跟着遭罪，田地荒芜，人命不如草芥。 赵匡胤自己就是个武将，靠着“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说白了也是靠兵权抢来的皇位，他比谁都清楚武将权力太大有多危险，这就跟自己踩过坑，就得赶紧把坑填上一个道理。 他刚登基那会儿，晚上都睡不踏实，就怕手下的将领学自己当年的样子。 所以坐稳皇位第一件事就是收兵权，搞了个“杯酒释兵权”，借着喝酒的由头，让石守信那些手握禁军的老兄弟主动交了兵权，给他们钱给地让回家养老，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是断了他们造反的本钱。 光收兵权还不够，他还改了军事制度，把地方上的精锐全调到中央当禁军，让地方没强兵；又搞“更戍法”，定期调换将领，让兵不认识将、将不认识兵，就算将领想反，士兵也不一定跟着走。 更绝的是，他把军事决策权交给了枢密院，而枢密院的长官大多是文官，武将最多只能当副职，像北宋除了狄青偶尔当过枢密副使，几乎没武将能摸到这个位置，唐朝那种出将入相的情况，在宋朝想都别想。 为啥非要抬举文官呢？因为五代那会儿全是武人治国，这帮大老粗打仗还行，搞治理根本不行，收税、管民生、定规矩啥也不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赵匡胤有次问宰相赵普年号的事儿，赵普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最后还是两个学士立马给出了答案，赵匡胤当时就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可不是随口一说，是真尝到了文人的用处。 而且文人没兵权，就算想造反也没那个本事，把他们放到高位，既能帮着治理国家，又不用担心他们夺权，简直是一举两得。 他给文官的待遇好到离谱，不光工资高，还有茶酒钱、差旅费，甚至连仆人衣食都由朝廷报销，当官的还能分“职田”，最少四十顷，多的能有一二百顷，退休了还能挂个道观的虚职领俸禄，妥妥的“铁饭碗”。 更关键的是，他在太庙立了块誓碑，规定后世皇帝绝对不能杀士大夫，就算大臣上奏章骂得再难听，最多也就流放，像苏东坡搞出“乌台诗案”那么大动静，最后也只是贬官，没掉脑袋。 这种保护政策，让文人彻底成了统治的核心力量。 有人说赵匡胤是武夫，怎么反倒重文？其实他太明白“打天下和治天下不是一回事”的道理了。 靠武力能夺权，但想让国家安稳下来，老百姓愿意交税过日子，还得靠文官搞治理。 宋朝初期耕地扩大了一倍，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商业特别兴旺，还搞出了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全是文官主持治理的结果。 而且推崇儒家思想，讲君臣纲常，能让大家觉得皇帝的位置是天经地义的，不像五代那样谁有兵谁就能当皇帝，这才是巩固皇权的根本。 他这政策根本不是讨厌武将，而是怕武将乱政。 宋朝的军费其实特别高，军队规模也大，只是把兵权牢牢抓在皇帝手里，让文官来管军事决策，比如打仗前皇帝会亲自画阵图，让将领照着打，还派文官去监军，就是怕武将自作主张。 说白了，崇文抑武就是用文官的“文”来制衡武将的“武”，彻底终结五代以来的乱局。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比谁都懂乱世的根儿在哪，崇文抑武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是看透了五代灭亡的教训才搞的制度设计。 要是不这么干，宋朝可能也跟之前的后梁、后唐一样，十几年就垮了，哪能有后来几百年的稳定和文化繁荣？ 所以说这政策看着矛盾，其实全是为了保住江山、稳住民心，是真真切切的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