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特务万国雄：男扮女装潜伏上海6年，与爱人白天姐妹晚上夫妻 事情得回溯到1953年的上海。那时候大环境那是相当紧张，老百姓的警惕性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淮海路有个卖大饼的小摊贩，那是天天见人。有个常客，穿着旗袍，身段高挑，是个摩登女郎，每天都来买早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摊主老板也是个细心人，平时没少偷偷打量这位美女。 但这天早上，摊主这一眼看过去，差点没把魂儿吓掉。 这“美女”接过大饼的时候，脖颈微微一扬，一颗硕大的喉结就在领口那儿若隐若现。摊主心里犯嘀咕，眼神不由自主往下扫，虽然对方穿着丝袜，但透过那个年代并不算特别精细的丝织品，一腿黑森森、硬邦邦的腿毛那是清晰可见。 那个年代的上海女性，讲究的是精致，谁家大姑娘这副尊容？摊主脑子里那根弦立马绷紧了：这哪是个女人，分明是个男扮女装的鬼！ 摊主是个利索人，等人一走转头就进了公安局。 无独有偶，就在摊主报案的前后脚，一位治保主任沈大妈也发现了不对劲。 沈大妈是在弄堂里抓到几个捣乱的小孩，这帮孩子拿竹竿挑着个东西满街跑。沈大妈定睛一看，是个女性内衣。那时候内衣可是稀罕物，但这内衣破了，里面哗啦啦往下掉棉絮。 那时候虽然也有为了美观垫点东西的，但把棉花塞得这么实诚，还特意缝在里面造假的，着实少见。沈大妈顺藤摸瓜，在弄堂里喊了一嗓子：“谁家内衣掉了？” 结果，住在6号楼3层的那个高挑女人下来认领了。这人正是摊主举报的那位，化名王秀娟。 沈大妈这人眼毒，她觉得这女人虽然声音甜美，但这事儿透着一股子妖气。内衣塞棉花，仅仅是为了虚荣吗？再加上之前摊主的举报，淮海路派出所的民警把这两件事一碰头，疑点直接指向了这个“王秀娟”的性别和身份。 上海市公安局二处的侦查员余存熹和杨文元接手了这个案子。这两位那是老刑侦了，但并没有急着抓人。抓特务，讲究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你得知道他背后还有没有网，还有没有上线。 侦查员先查户籍。这个“王秀娟”的履历做得那叫一个漂亮：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迁出，住进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后来又搬到雁荡路。 为了核实，侦查员跑了趟交大。一查底档，发现这“王秀娟”是通过一个助教介绍进去的，只住了一个月就溜了。再问基督教女子宿舍的管理员，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更深了，她当时有个室友叫陈筠白，两人后来一起搬走了，关系好得像亲姐妹。 但是，狐狸尾巴藏得再好，也有露出来的时候。 侦查员在广西柳州那边也摸到了线索。原来，万国雄在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时候，就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还当过国民党青年军的随军记者。 在柳州的时候，房东大妈就反应过一个怪事：这小伙子天天早上练嗓子，说是唱京剧花旦的。不仅如此，他还往腿上抹药水，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什么保养，那是为了脱腿毛！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秀娟”就是万国雄的时候，1955年的肃反运动送来了一个神助攻。 成都公安局转来一份材料。一个女职员在肃反中检举自己的哥哥万国雄。她说哥哥以前是三青团的，解放后失踪了。但奇怪的是，1953年家里收到一封信，寄信人署名却是“王秀娟”，内容却是哥哥的口吻，说自己在上海。 这下子，证据链彻底闭合了。王秀娟就是万国雄，万国雄就是个没跑掉的特务。 1955年国庆节前夕，上海公安决定收网。当余存熹带着人冲进雁荡路那间寓所，把逮捕令拍在桌子上的时候，那个穿着旗袍、正在描眉画眼的“王秀娟”，也就是万国雄，彻底瘫软了。 审讯室里，最让人大跌眼镜的不是万国雄的特务活动，而是他和那个同居室友陈筠白的关系。 陈筠白原本也是个苦命人，离过婚，做过风尘女子，后来住进教会宿舍想从良。一开始，她是真把万国雄当成了“王秀娟”，两人同住一室。 万国雄这戏演得挺足，无论春夏秋冬，衣服领子扣得死死的，睡觉换衣都躲着人。陈筠白后来还是发现了端倪，那喉结实在是遮不住，再加上一些生活细节的疏忽，陈筠白终于确认：这室友是个男人！ 万国雄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还展开了情感攻势。或许是乱世中的孤独，或许是万国雄那张巧嘴太能忽悠，陈筠白竟然沦陷了。 于是，白天，两人姐姐妹妹叫得亲热，一起买菜做饭，绣花织毛衣；到了晚上，拉上窗帘，两人就恢复了夫妻生活。 陈筠白不仅知情不报，甚至还帮着万国雄打掩护，帮他加工半成品书签出去卖，维持两人的生计和活动经费。 1956年，万国雄被判处无期徒刑，陈筠白因为包庇罪也被判了管制。 万国雄这人，有点小聪明，为了潜伏竟然能忍受6年的异装生活，甚至还得天天刮腿毛、练嗓子。但他这聪明全用错了地方，逆历史潮流而动，把才华用在反动事业上，结局注定是悲剧。 更让人警醒的是，特务往往就隐藏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他们可能是那个卖书签的小贩，也可能是弄堂里那个看似不起眼的“时髦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