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62年底，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在上房屋里站着正准备吃饭。父亲刚从生产队里劳动回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院子中间抓了一根长木棍，朝我妈妈的大腿上连抡了五六下，打第一下妈妈就疼得跳了起来，父亲还一边打一边骂。 妈妈疼得跳起来时，蓝布裤子膝盖处磨白的地方，沾着的干土簌簌往下掉。 我在上房门槛上死死抠着木头缝，指甲缝里嵌进了木屑，可浑身像被冻住一样动不了。 那时候我们姊妹六个，最小的妹妹刚会爬，父亲1米8的个子往院子里一站，阴影能把我们几个全罩住。 他打完妈妈，把木棍往墙根一扔，木棍“哐当”撞在石磨上，惊飞了屋檐下两只麻雀。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上午收工路过生产队菜地时，蹲下身拔了五棵小葱——叶子上还挂着没干的露水。 她想中午给我们做玉米糊糊时，切几段葱花进去。 那年头，队里的盐罐都是按人口分的，更别说葱姜蒜这些“稀罕物”。 父亲是生产队保管员，仓库钥匙挂在腰上，走路都带着哗啦哗啦的响。 他对集体的东西较真到什么程度？上次二伯想多领半斤口粮，他硬是拿着账本在晒谷场跟人吵了半下午。 妈妈后来跟我说，那天她揣着葱往家走，手心全是汗，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 可她低头看见我和二弟穿着露脚趾的鞋，蹲在门口等饭吃，就把心一横。 如今我家厨房的调料架上，生抽老抽蚝油摆了一溜，冰箱里冻着虾仁和排骨。 上周小孙女挑食，把半碗红烧肉拨到一边，我突然就红了眼。 那几棵被泥土裹着的小葱，真的值得父亲那样动怒吗？ 或许在那个年代，集体的仓库比家里的米缸更重要——父亲怕的不是丢了几棵葱，是怕“保管员家属偷东西”的名声，让我们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 妈妈被打后，再没靠近过生产队的菜地。 有次我看见她在自家墙角偷偷种了几棵葱，叶子刚冒尖就被鸡啄了，她蹲在那里抹了半天眼泪。 现在妈妈84岁了，吃饭时总爱往菜里撒葱花，说“香”。 她不知道，每次她撒葱花，我都会想起那天中午，她疼得跳起来时，手里攥着的那几棵小葱，断口处还在往外渗着汁水。 父亲去世20多年了，坟头的草青了又黄。 我还是不敢问妈妈，当年那顿加了葱花的玉米糊糊，到底是什么味道。 可能比现在的鸡鸭鱼肉，都要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