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副团长王凤麟深陷重围，生命最后时刻却犯了难，最后一发子弹到底是打日本军官，还是打叛徒？ 马鞍山上空，炮声不断滚回山谷。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旅第2团副团长王凤麟拄着拐杖站在工事边，脸色苍白，断腿的伤口仍未愈合。 敌军已经缩小包围圈，他身旁的战士却只剩下寥寥数人。 工事里渗着昨夜的雨水，混着草药味在风里散。 这年的鲁中山区比往年冷得早，日军的“扫荡”像梳子一样过了三遍，伤员转移成了最危险的事。 王凤麟的右腿从膝盖下截了肢，担架早被敌机炸烂，他现在能站稳，全靠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 更要命的是喊话的人——唐云三，上个月还跟他在山洞里分过一块玉米面饼的通讯班长，此刻正站在日军的太阳旗下。 就在火光把山坡照得透亮时，唐云三的声音裹着山风撞过来：“王团长！你看清楚了，山下等着你的是白面馒头，不是山上这些草根！” 山顶的土坯墙后，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卫生员手抖了一下，药箱里的镊子“当啷”掉在石头上。 王凤麟没回头，他看见哨口方向有镜片反光，三短两长，是日军军官用望远镜测距离的信号——那是他在苏联学习时专门研究过的战术动作。 他慢慢把步枪架在断墙上，准星先套住唐云三的脑袋——那家伙正唾沫横飞地比划，领口还别着从老乡家抢的银牙签。 可就在食指要发力时，山下突然升起两发信号弹，红色的，是总攻信号；紧接着，机枪开始往山顶泼子弹，弹道在夜色里织成网。 他猛地把枪口往上抬三寸——那个举信号旗的旗语兵旁边，戴呢子帽的军官正低头在地图上画什么，离得不远，大约一百二十米，是他当年在抗联打伏击时练熟的距离。 枪响的时候，山风突然停了一瞬。 呢子帽军官像截木头似的倒下去，旗语兵的信号旗“啪嗒”掉在地上，整个日军阵线明显顿了一下——没人指挥，机枪手的节奏都乱了。 “快！从西边崖口撤！”王凤麟吼着，推了警卫员一把，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重重摔在工事里。 唐云三的喊声卡在喉咙里，半天没再出声。 并非所有绝境都只有两种选择，但在弹药只剩三发的孤山，每个决定都连着十几条人命——伤员里有刚生完孩子的女护士，还有给部队带路的白发老乡。 唐云三叛变那天，偷走了藏在灶台下的转移路线图，这不是偶然——他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打听伤员的药品存放地，只是当时没人把这个“爱开玩笑”的班长当回事。 或许正因为掌握了医院的隐蔽路径，敌军才敢放弃常规搜索，直接调集六千兵力和八架飞机，把马鞍山围成铁桶；要知道，往常搜山最多派两个中队。 这种精准打击让伤员们来不及转移，只能躲在山洞里，听着飞机在头顶扔炸弹，土块像冰雹似的往下掉。 那天夜里，有七个伤员顺着王凤麟打开的缺口爬下了山，其中就有那个掉镊子的小卫生员，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 多年后，鲁中军区编战史，特意把“最后一枪”写进战术案例——在劣势条件下，打击指挥系统比消灭敌方士气更能创造战机。 现在去马鞍山纪念馆，还能看到那把枣木拐杖，上面的裂痕像一张网，网住了1942年那个冷得让人发抖的秋天。 最后一发子弹到底该打谁？ 王凤麟用扳机回答了——打向能给战友多挣一秒的地方。 他死的时候，身体还靠在断墙上，拐杖斜插在土里，像个没倒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