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西北部，与宝山、普陀两区接壤处，有一块区域，名为嘉定，原为江苏省的一部分，1958年由江苏划归上海市。 张昌绍的起点低得让人难以想象。 嘉定乡下的私塾先生父亲，用微薄的收入撑起全家，可即便如此，小学毕业的他还是得辍学去苏州树德医院当学徒。 本来想安安分分学门手艺糊口，后来发现配药间的玻璃瓶里，藏着比生存更重要的东西。 白天给医生递器械，晚上就着煤油灯啃初中课本，那些密密麻麻的拉丁文药名，成了他对抗命运的武器。 1928年考进中央大学医学院时，他大概没料到自己会成为中国药理学的开山人。 师从生理学家徐丰彦时，这位后来的一级教授还只是个会在解剖室泡到深夜的穷学生。 和社会学家史伊凡结婚后，妻子带来的文人圈子让他眼界大开，徐志摩、丁玲这些名字不再只是报纸上的符号，而是让他明白，医人之外，更要医国。 1937年拿到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时，他研究的肾上腺素能神经理论已经引起国际学界注意，哈佛实验室递来的橄榄枝，条件优渥得让人无法拒绝。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带着手稿绕道东南亚回国，三个月的颠簸里，箱子里装的不是衣物，全是实验数据和文献。 上海医学院的讲台成了他的战场，从编写中国第一本系统药理学教材，到推动青霉素国产化研究，再到参与制定首部《中国药典》，40岁那年被评为国务院一级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学者之一。 本来想安安静静做学问，后来发现特殊年代里，实验室也躲不过风浪。 1959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把十个月工资买了公债，全家的布票上交，连《药理学》教材的三千元稿费都捐给了教研室。 同事劝他留点后路，他却说科研经费比新衣服重要。 带着学生在中草药里筛选麻醉成分时，没人知道这个总穿洗得发白衬衫的教授，心里装着比发表论文更迫切的事。 可文革的风暴还是来了，1966年实验室被封，手稿被烧，127次批斗会让他的手连试管都握不住。 1967年12月20日那个清晨，他把未完成的《神经药理学》手稿藏进墙缝，然后走向了冰冷的黄浦江。 女儿张安中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神经药理教授，翻修老房子时发现墙缝里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却字字工整。 外孙女陈冲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致辞时，总会提到外祖父那句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上海医学院的昌绍奖学金每年颁发时，获奖学生或许不知道，这位名字背后的学者，曾用生命守护过他们今天拥有的学术自由。 2021年嘉定区建成张昌绍事迹陈列室时，展柜里并排放着他的博士证书和那本残破的手稿。 比起那些光鲜的头衔，更让人动容的是他自杀前在日记本上写的那句话：我的研究，要留给需要它的祖国。 在这个强调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时代，我们纪念他，或许不只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学科，更是因为他证明了，有些火种，就算埋进灰烬，也能开出科学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