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在外打牌时，顿感全身燥热，坐立难安，一时间她的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本来想强撑着打完这局，毕竟牌局才刚过半，但后来发现手心的汗怎么都擦不干，连摸牌的力气都快没了。 这种莫名的心慌以前很少有，尤其是在她最熟悉的牌桌上。 她跟牌友们告了罪，说家里还有事得先回去，连外套都没顾上拿就往外走。 踏出棋牌室时，阳光晃得她眼睛发花，脑子里反复出现小儿子杜维嵩早上出门时的样子，那孩子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问他话也只是点点头。 走到巷口准备叫车，高跟鞋的鞋跟突然断了，她也顾不上这些，光着脚就往家的方向跑。 到家时，客厅里静悄悄的，佣人说少爷一早就回房了，没出来过。 她推开杜维嵩书房门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 书桌上散落着几个安眠药瓶，孩子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手里还攥着一张照片，是杜月笙早年在上海拍的那张穿长衫的照片。 那一刻她连哭都哭不出来，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 后来警察来调查，说在孩子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理发店的账单，还有店员的证词。 原来前几天杜维嵩去南京东路那家"美而廉"理发，结账时发现钱包里的钱不够，想赊账却被店员当众说了句"杜先生家怎么会缺钱"。 那孩子脸皮薄，估计是被这句话戳到痛处了，从理发店出来就一路低着头走回家，路上还有交通监控拍到他在路边站了很久。 其实杜维嵩这孩子从小就活得不容易，虽然生在杜家，可父亲杜月笙对他们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严。 杜维善后来在口述历史里说，父亲定下的"三不准"家训比什么都管用，不准碰毒品、不准加入帮派、不准辱没门楣，每次说的时候都拿着皮带在手里掂量。 本来想让孩子继承家业，却忘了问问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杜维嵩出生那年，杜月笙在上海摆了百桌宴席，轰动整个上海滩。 1947年他生日时，收到的礼物里还有一把黄金手枪，那时候谁不羡慕杜家少爷的生活。 可到了台湾后，一切都变了，从贵族学校转到公立学校，同学看他的眼神都带着点异样。 台北荣民总医院1964年的病例里写着，这孩子有表演型人格障碍，总想着证明自己，却又一次次搞砸。 1965年的台湾正处在转型期，国民党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传统的精英家庭开始受到冲击。 像杜家这样从大陆迁台的旧权贵，日子都不好过，国史馆解密的文件里就有对这些人的监控记录。 上海帮在台湾的势力一年不如一年，以前出门前呼后拥，后来连去餐厅都得考虑钱包够不够。 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也变了，《经济日报》的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把"职业稳定"当成成功标准，不再羡慕以前的江湖地位。 杜维嵩常去的那家"黑猫西餐厅"，聚集的都是些像他这样的没落贵族子弟，大家聚在一起聊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的风光。 当时流行的电影《龙门客栈》里的英雄形象，更是把传统家族的光环冲得七零八落。 这种豪门后代的困境不是只有杜家才有。 后来的鹿港辜家、力霸集团，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台湾师范大学有个心理学教授张春兴，专门研究过这个现象，他说这是"杜月笙效应"，父辈的光环太亮，反而让下一代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如此看来，家族传承这件事，真不是留多少钱就能解决的。 姚玉兰1978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上海滩的月亮照不到台湾的夜晚。 这句话现在想想，挺有道理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活法，硬要把过去的一套搬到现在，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杜维嵩书桌上那本没写完的日记里有句话"他们都在等我成为另一个他，可我连钱包都保管不好"，这大概就是所有豪门后代共同的无奈吧。 现在再看杜家的故事，就能明白一个道理，家族传承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做自己。 杜月笙用一生建立的江湖帝国，最后却在儿子的心理问题上栽了跟头。 如此看来，不管有钱没钱，教会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 毕竟时代在变，能跟着时代走的人，才能真正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