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区旁边有一个补课班，昨天早上被人举报了，教育局的人来了，敲了半天门，就是不开门，再敲都不开，结果教育局的人就走了。 本以为风波暂歇，没想到当天下午举报电话再次响起，这次举报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后来才知道，是位母亲发现孩子偷偷把寒假作业藏进书包，说要去“冲刺班”补到晚上八点。 电话挂断不到十分钟，教育局的白色执法车就停在了小区门口，比早上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肩上扛着执法记录仪，镜头正对着补课班紧闭的单元门。 社区主任王姐也跟着来了，她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住户登记表，站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张老师，我知道你在里面，上周三倒垃圾还碰到你带孩子从后门楼道绕上来呢！” 门内没有回应，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隐约传来。 二楼西侧的窗帘突然动了一下，像有人从缝隙里往外偷看——那扇窗，平时总拉着厚厚的遮光帘，只有周末下午才会拉开一条缝。 执法人员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对着门缝念：“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无资质办学可处五万元以上罚款，拒不配合调查将联合物业强制开锁。” 门终于“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堵在门口，羽绒服拉链拉到顶，遮住了半张脸，声音发颤：“我这是家长自愿的，又不是非法拘禁……” 客厅里的景象比想象中更挤：八张蓝色课桌摆成三排，中间过道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墙上贴满了红色的“提分光荣榜”，照片上的孩子笑得露出豁牙，旁边用黄色马克笔写着“数学进步23分”。 “办学许可证呢？”执法人员亮出证件。 女人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个塑料皮本子，翻开一看，是2021年过期的“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压根没有“学科类培训”这一项。 围观的家长越聚越多，有人突然喊起来：“我交了一万五的‘保过费’，收据上写的却是‘咨询服务费’！” 另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叹气：“学校老师说课后服务只到五点半，孩子基础差，不报班怎么办？” 我家孩子去年也在这儿补过英语，当时张老师拍着胸脯说“保进班级前十”，现在想来，那些印着“状元笔记”的宣传页，不过是从网上下载的模板——连装订线都歪歪扭扭。 其实小区里早有传言，这家补课班去年就被举报过一次，当时张老师把课桌搬到卧室，让孩子坐在床上听课，躲过了检查。 家长们明知有风险，却还是把孩子往里送——期末考试排名表贴在班级群里的时候，没人愿意自家孩子名字排在最后三行。 也有人说，要是合规的培训机构价格能降下来，谁愿意找这种“地下班”？上个月我去家附近的连锁机构问过，一对一补习两小时要六百块，够普通家庭半个月的菜钱。 执法人员当场在门上贴了黄色封条，上面盖着教育局的红色公章。 张老师被带走时，手机响个不停，屏幕上跳出的名字都是“XX妈妈”。 傍晚六点多，我去超市买酱油，看见几个家长在补课班门口围着，有人拿着转账记录说要去派出所报案，还有人蹲在地上哭，说孩子回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念叨“考不上重点班都是我的错”。 小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那扇贴了封条的门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刺眼。 早上没敲开的门，下午终究是开了；可有些门——比如家长心里那扇“不能输”的门，又该怎么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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