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新加坡之后，马来西亚华人发声！   马来华人称：我们和新加坡华人不一样，虽然我们国籍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从小就被教导祖籍是在中国，要饮水思源，传承华人文化，既说马来语也说家乡话，既吃华人餐也吃马来餐，虽然身在多元文化国家，但是我们对华人文化有认同感！   先说说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感”是怎么扎稳的——他们的祖辈大多是清末民初“下南洋”的苦劳力，不是单枪匹马闯世界，而是带着宗族祠堂的香火、家乡的习俗抱团过来的。   当时英属马来亚缺矿工种橡胶，福建、广东的乡亲们一批批结伴南下，在槟城、吉隆坡建起聚居的“唐人街”，祠堂和会馆成了比官府还管用的组织。这种代代相传的家族记忆，让“祖籍中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人名、地名的生活印记。   新加坡华人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早期这里虽也是移民码头，但1965年突然独立后，面临着马来族、印度族、华族三足鼎立的局面。要建一个新国家，首先得拧成一股绳，“新加坡人”的身份必须压过“华人”“马来人”的族群标签。   建国初期推行的“英语优先”政策就是最直接的体现——不管什么族裔，上学先学英语，华语成了第二语言，而且是简化版的“华语运动”，重点是让不同方言区的华人能沟通，不是传承文化。   教育体系简直是两地认同差异的“分水岭”。马来西亚华人硬是在多元社会里保住了完整的华文教育链，从小学到中学都有“国民型华文中学”，政府拨款的同时允许用华语授课，华文课是正课，还要学中国历史地理。   更厉害的是“独立中学”，完全靠华人社团资助，教材自己编，从《弟子规》讲到辛亥革命，连书法、国画都是必修课。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学生，毕业时不仅华语流利，还能写一手毛笔字，对祖籍地的省份分布都门儿清。   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更像“实用工具”，上世纪80年代甚至取消了方言广播，长辈想教孩子说潮州话都没环境。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对“华人文化”的理解，可能停留在春节吃团圆饭、端午包粽子的表面，而马来西亚华人却能讲出这些习俗背后的家族传承。   社会里的“文化载体”也差得远。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多到数不清，陈氏宗亲会、林氏总会这些组织不光管祭祖，还办奖学金、修祠堂、组织寻根团。每年清明，槟城的姓氏桥都会搭起戏台，老人给孩子讲祖先开垦橡胶园的故事，祖籍广东的会摆烧猪，福建的则蒸碗粿，仪式感拉满。   这些社团就像文化“保温箱”，把散在各地的华人串起来。新加坡就没这土壤，组屋政策规定每个种族的居住比例，华族不能聚在一块，社区活动都是“多元文化节”，华人的中秋活动里会掺着马来族的开斋节游戏，重点是“融合”而非“传承”。没有了宗族和社团的支撑，文化认同就像没根的草，风一吹就散。   国家认同的构建方向更是关键。马来西亚从来没要求华人“忘掉祖籍”，反而把多元文化当名片，政府会放假庆祝春节、中秋，连钱币上都有华文。华人可以是马来西亚公民，同时骄傲地说“我祖籍福建”，这种双重认同被允许甚至鼓励。新加坡就必须“一刀切”，当年李光耀推行“新加坡人”概念时就明确说，不管你来自中国还是印度，首先得是新加坡人。这种情况下，强调“中国祖籍”反而会被认为“不够爱国”，久而久之大家就主动淡化了。   还有个很实际的原因，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的“连接”一直没断。改革开放后，很多华人回祖籍地投资建厂，槟城的商会经常组织团回福建、广东寻根，有的还在老家修了学校。很多马六甲华人老板，每年清明都飞回去扫墓，孩子寒暑假也送去中国学华语。   新加坡则是国家层面的合作，普通人跟中国的联系大多是旅游、购物，很少有这种家族层面的深度绑定。当“中国”是爷爷的故乡、是每年要回的家，和当“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那种情感认同自然天差地别。   说到底，不是新加坡华人不想认根，而是他们的国家从诞生起就需要“斩断”部分族群根源来凝聚力量；马来西亚华人则幸运地在多元社会里，守住了宗族传承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