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多鼠辈，明明是三国鼎立的局面，为什么大多数只记得曹操的大魏，和刘备的西蜀，却不愿意提及孙权的东吴呢？其实翻开《三国演义》，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赤壁之战的主角本该是东吴，却硬生生被写成了诸葛亮的个人秀。 当然了这不是文学创作的偶然，而是东吴历史地位的真实折射。 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而这套程序至少在表面上符合儒家正统。 人家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可孙权有什么？他既无汉室血脉，也未行禅让之礼，直到229年才在武昌称帝，比曹丕晚了9年，比刘备晚了8年。 这种合法性缺陷让东吴在历史书写中吃了大亏。 他不合理啊，称帝名不正言不顺的，没人愿意承认。 更致命的是，孙权在外交上的摇摆不定进一步削弱了其合法性。 他时而联刘抗曹，时而向曹魏称臣，甚至在袭取荆州后还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试图嫁祸。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现实主义作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东吴的生存，却让其失去了道义高度。 再一个东吴缺乏鲜明的人格符号。 你看曹老板是“乱世奸雄”，刘备是“仁德明主”，而孙权是什么？当 时陈寿评价他“有勾践之奇”，这话听着像是夸奖，可细品却带刺，勾践可是个能屈能伸、鸟尽弓藏的角色。 就连东吴的核心团队也形象模糊。蜀汉有“五虎上将”和“卧龙凤雏”，曹魏有“五子良将”和众多谋士，而东吴的“四大都督”在民间认知中面目模糊。 周瑜被简化成嫉妒诸葛亮的配角，鲁肃成了老实无能的和事佬，吕蒙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只有陆逊形象稍好，却也缺乏传播度。 而这种形象困境源于东吴的战略定位矛盾。 因为它既无曹魏统一北方的气势，也缺蜀汉北伐中原的执着，长期采取“保江东以观成败”的保守策略。 虽然这种务实政策让东吴成为三国中最长寿的政权，却也让其失去了历史叙事的吸引力。 而《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人尽皆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东吴在小说中完全沦为了背景板。 这个赤壁之战本是一场由东吴主导的战役，但是在小说中却成了诸葛亮展现智慧的舞台。 这种文学处理并非完全出于作者偏见，其实也与东吴本身的特点有关。 乱世中的现实主义生存策略，确实不如理想主义的抗争那么富有戏剧性。 而孙权政权为生存而不断妥协、背叛的行为，难以成为文学歌颂的主题。 再加上民间艺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边缘化。 而且戏曲、评书等需要鲜明的善恶对立，而东吴“时而联蜀、时而降魏”的骑墙姿态，让其难以被简单归类。 就这样久而久之，东吴就成了三国故事中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尽管在存在感上处于下风，东吴的历史贡献却不容抹杀。 它是三国中最后灭亡的政权，比蜀汉多支撑了17年。 而且孙权统治时期，大力开发江南，推广屯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为后世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在军事上，东吴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水军，航海技术领先当时。 当年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航行到台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台的正式经营。 文化上，佛教在江东地区广泛传播，支谦、康僧会等僧人在此译经传法。 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因为缺乏“故事性”而在大众认知中被淡忘了。 东吴的核心统治区在长江中下游，这在当时属于开发程度较低的区域。 而且山越等少数民族的长期反抗，牵制了东吴大量精力。 这与曹魏控制的中原地区和蜀汉控制的成都平原相比，东吴的地缘基础相对薄弱。 这种地缘限制决定了东吴的战略选择。 北上进攻曹魏需要突破长江天堑，西进蜀汉有三峡险阻，向南开发交州又收益有限。 正是这种困局使得东吴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最终只能偏安一隅。 相比之下，曹魏占据中原腹地，蜀汉据守天府之国，都比东吴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而且地缘环境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个政权的历史命运。 当我们重新审视东吴时，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这个最擅长生存的政权，却最容易被历史遗忘。 那么在成王败寇的历史叙事中，成功的统一者与悲壮的失败者都有人铭记，而那个“会过日子”的幸存者，却往往被忽视。 或许，东吴的“存在感薄弱”恰恰揭示了历史书写的某种偏好：我们崇拜强者，同情弱者，却很少关注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人”，即使它是一个政权。 历史就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呈现不同景象。 而东吴或许缺乏曹魏的霸气、蜀汉的悲情，但它的务实与稳定，同样是一种生存智慧。 主要信源：（《三国志》东吴为什么被有的人称为“江东鼠辈”,为什么不受很多人待见?——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