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败，很多人把账算在慈禧头上，说她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其实真正埋下祸根的，是九年前李鸿章亲手签下的一纸条约。 62岁的李鸿章坐在谈判桌前，对面是44岁的日本人伊藤博文。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李鸿章打量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小18岁的对手，心里竟生出几分惺惺相惜。 谈判结束后，李鸿章给朝廷写了一份密折，标题叫《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折子里说，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李鸿章看人确实准。 看准了又能怎样？ 就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签下了《天津会议专条》。 条约第三款白纸黑字写着：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往朝鲜派兵，得通知日本；日本往朝鲜派兵，也得通知中国。 看上去很公平。 可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派兵去自己的属国，凭什么要跟日本商量？ 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论说得极为精辟："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 一纸条约，李鸿章把中国经营了几百年的宗主权，拱手分了一半给日本。 九年后，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李鸿章派兵入朝，并按照当年的约定，"行文知照"日本。 日本人等的就是这一天。 接到通知后，日本立刻派兵，而且人数很快超过了清军。 李鸿章亲手递出去的那把刀，终于捅进了自己胸口。 有人说，李鸿章当年签约是形势所迫。 可1885年的形势，明明对中国有利。 就在一年前，日本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结果被袁世凯带兵镇压，日本人灰溜溜地跑了。 那个时候，清军在朝鲜占据绝对优势，完全可以趁势把日本势力清除出去。 李鸿章偏偏没这么做。 伊藤博文来天津谈判，李鸿章非但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与对方称兄道弟，最后签了一个"平等"条约。 从那以后，两人书信往来长达十年。 李鸿章在信里说，中日两国应该像"秦晋之好"，互相倚重。 可伊藤博文心里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打趴下。 李鸿章太相信私人交情了。 签完《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判断"日本现无侵占朝鲜之意"。 1894年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在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 真是天真到了极点。 日本从1885年开始，就在准备这场战争。 天皇带头捐款三十万，全国官员从薪俸中扣除十分之一充作军费。 老百姓节衣缩食，从口粮里省出钱来认购军债。 到1892年，日本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四十。 整个国家都在为战争服务。 李鸿章对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日本派了大批间谍到中国，足迹遍布各省，连军用地图都画好了。 清政府这边呢？ 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改革，几乎没做过像样的调查。 李鸿章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 东学党起义后，李鸿章第一反应不是备战，而是去找俄国公使求助。 俄国人表面答应帮忙，实际上各怀鬼胎。 英国支持日本，德国鼓励日本，美国乐见中日开战，法国巴不得东亚乱起来。 李鸿章在列强之间奔走了一个半月，战备工作几乎为零。 英国人赫德当时就说："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吃惊。" 等到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偷袭，击沉了运兵船高升号，八百名清军葬身海底。 李鸿章念念不忘的"万国公法"，顷刻成了废纸。 战争打响后，李鸿章的指挥更是一塌糊涂。 北洋舰队是李鸿章的命根子，是淮军海上力量的延续。 当年打太平天国，李鸿章就有个毛病——保全自己的淮军第一，其余都可以往后排。 这个毛病带到了甲午战争。 李鸿章给丁汝昌的命令是："舰队应在海岸各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 就是躲在港口里，别出去。 旅顺告急，丁汝昌请求率舰队出击，李鸿章怒斥："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 堂堂北洋舰队，沦为"港内舰队"。 制海权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日本。 日军大本营决定从仁川登陆的时候，其实是在赌博。 如果北洋舰队主动出击，完全可能把登陆的日军打个落花流水。 可李鸿章偏偏让舰队"游巡"一圈就回来了。 这种用镇压农民军的经验指挥近代海战的做法，注定了北洋舰队的覆灭。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把责任推给装备："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 光绪皇帝不买账，痛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 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战前仍是亚洲令人生畏的军舰。 输掉战争的，从来不是船和炮。 梁启超说过一句话："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这话有些夸张，道出了一个事实——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而这个人又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时，悲剧便已注定。 参考信息： 《反思甲午战争清军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及其根源》·人民网军事频道·2014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