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击毙了特务处长杨若琛，道：“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1938年4月29日，武汉空战爆发，日军派出39架飞机袭击中国腹地。中国空军在有限装备下迎击，击落敌机21架，自身损失9架。这场战斗提升了民众抗战信心，成为抗日初期重要胜利。钱大钧作为航空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体指挥和调度。他要求飞行员起飞后在城市上空绕行，以展示空军存在感。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鼓舞士气的措施，但也引发内部争议。军统湖北站部分人员认为此举增加风险和燃料消耗，不利于实战效率。副站长杨若琛收集这些意见，上报重庆总部，指责钱大钧指挥不当。 杨若琛的上报内容包括对钱大钧决策的批评，称绕行延误拦截时机，可能导致更大损失。重庆蒋介石收到报告后，未予重视，因为了解空战实际成果。钱大钧获悉此事，联想到以往与军统的摩擦。两年前西安事变后，戴笠曾质疑钱大钧的责任，导致职位调整。尽管钱大钧证明忠诚，但对特务系统的怨恨积累。杨若琛行为被视为新仇，杨上报中添加负面内容，进一步激化矛盾。钱大钧选择直接干预，进入军统湖北站处理此事。 事件发生在1938年6月，钱大钧枪杀杨若琛后，整个军统系统受到冲击。戴笠作为军统负责人，得知事件细节，选择内部化解，未公开追究。原因在于杨若琛上报存在偏差，军统处于理亏位置。戴笠评估钱大钧在军中的影响力，包括黄埔背景和旧部网络，不愿引发更大冲突。蒋介石默许此事，维持军方与特务机构的平衡，避免影响抗日大局。此后，军统人员对钱大钧保持谨慎态度，避免类似上报行为。 钱大钧继续担任航空委员会职务，参与抗日空军管理。1938年后期，他组织对日本本土的纸弹空投行动，宣传抗日意志。1944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军统局长，但实际权力仍由戴笠掌控。该职位更多为名义性质，钱大钧未深度介入特务事务。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接任局长。钱大钧脱离情报工作，转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处理地方行政和治安问题。 1946年5月，钱大钧辞去市长职务，后参与国民党内多项事务。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闲职。1950年代，他出任台湾省体育总会足球协会主任委员，推动体育活动。1963年，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管理民航业务。晚年逐步退出政坛，居住台北，撰写日记记录经历。这些日记后来整理出版，提供民国时期历史资料。 钱大钧一生经历从黄埔教官到高层将领的转变，参与北伐、抗日和内战多个阶段。他的军事生涯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与权力更迭。1982年7月21日，他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