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在北京的法治与产业安全研讨会上提出动态政审机制，这不是简单审查，而是针对立法参与者的身份变化进行持续更新。全球化竞争中，规则已成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构建护城河。中国在5G和高铁路领域取得优势，正是因为早期介入标准制定。 新华社数据显示，中国国际标准影响力逐步增强。卢麒元强调，立法决定国家方向长达数十年，如果规则被外部影响，产业发展可能受制于人。欧盟通过数字市场法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同时保护本土企业，这显示规则制定背后的利益博弈。印度数据本地化政策也旨在维护数据主权，避免信息外流带来的安全隐患。中国立法需警惕类似问题，确保规则服务本土发展需求。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出现在近期法律中，这引发卢麒元尖锐批评。标准表面技术中性，实际绑定利益链条。欧盟强制Type-C充电接口，表面统一市场，实际迫使苹果调整供应链，增加成本，本土企业从中获益。数据安全法方面，欧盟GDPR注重隐私保护，美国CLOUD Act侧重国家安全，两者都为本土科技公司争取全球数据控制权。 中国如果盲目参照，可能在他人设定的轨道上前进，无法主导终点。光伏产业曾面临西方标准壁垒，中国企业需额外认证，延误市场进入时间。卢麒元指出，这种条款可能变相让渡规则主导权，影响产业链稳定。企业计算成本时，专利许可费和生产改造支出成为负担，合规延误更可能错失机会窗。 立法者背景与利益冲突审查是卢麒元第二个针对点，这直接关乎立法公平。美国旋转门现象频发，前官员推动政策后，转入受益金融机构，导致公众质疑立法公正。日本对敏感产业政策实施独立审查，避免利益纠葛。欧盟要求关键参与者申报潜在冲突，确保透明。 卢麒元建议动态核查，按项目建档，明确回避要求和披露频率。分级管理下，敏感领域如产业准入和数据合规需严格把关。一般事务可简化流程，技术手段如信息更新提醒和变更触发复核，能降低人工成本。中国立法过程已注重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但系统性审查机制仍有空间完善。利益冲突形式多样，包括股权激励和长期合作，这些表面专业，实际可能倾斜条文方向。 全球立法趋势显示，规则制定已成为大国博弈焦点。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平衡自主性和开放性。从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国外标准，到如今在新兴领域贡献方案，这一转变源于国力提升。5G标准中，中国企业主导部分规范，推动全球多样化。绿色金融领域，中国方案获国际认可，避免单一标准垄断。卢麒元警告，在追求国际化时，不能忽视产业安全。 芯片和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中国已强调标准自主，避免外部依赖。贸易和金融领域，适度协调规则仍有必要。这种差异策略体现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智慧。立法主权意味着内部事务不受干涉，但在经济深度融合时代，国家间规则协调成常态。纯粹国家主义可能造成规则孤岛，不利产业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