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北京，普通工人攥着36元月薪要养活一家老小，中科院的办公楼里，钱学森看着工资袋里的450元，眉头却没舒展过。 这笔钱相当于12个工人的月收入，可这位刚冲破美国封锁回国的科学家，总在会上念叨“国家还穷，我拿这么多，得做更多事。 ” 那会儿的450元是什么概念？高校教授撑死拿300元，工业部部长也就400元，他这工资比部长还高一级。 可翻开他家的账簿，1957年到1966年，1.2万元国债记录占了总收入的四成多。 本来想留些钱改善家里伙食，后来发现他把大部分都塞进了单位的捐款箱，光资助学生的汇款单就攒了厚厚一沓。 办公室的行军床是他最常用的“家具”。 1960年东风一号导弹试验前，他带着团队连熬72小时抢修设备，手被铁皮划出道口子，随便裹块纱布继续盯着仪表盘。 那会儿同事总说，钱先生的灯比办公楼的路灯灭得还晚，1958到1965年的考勤表上，他年均加班1200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0个工作日。 妻子蒋英原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当教授，为了让他专心工作，主动辞了职。 家里的事她全包，连孩子的零用钱都由钱学森记账，每一分都要问清用途。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发了2000元，他转身就寄给西北工业大学，让买实验器材。 儿子钱永刚后来回忆“我爸的工资卡像个中转站，进来的钱很快就变成了实验室的零件、学生的书本费。 ” 同期回国的科学家不少，邓稼先月薪190元，华罗庚280元，他们都和钱学森一样，把业余时间全用来带学生。 有次中科院开座谈会，华罗庚开玩笑说“咱们这些人，工资条上的数字是国家给的信任，不是享受的资本。 ”这话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他常对学生说“国家给你一分，你得还回去十分，这才叫没白拿。 ” 那本记录着1.2万元国债的存折，现在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旁边是他资助学生的汇款单存根。 450元的月薪在那个年代是“天花板”，但钱学森没让这笔钱躺在存折上，而是变成了风洞实验室的零件、学生书包里的书本、西北戈壁上的导弹图纸。 这种把个人待遇和国家需求绑在一起的自觉，或许正是那个年代科学家最珍贵的礼物他们让每一分“高薪”都长出了家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