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叔令回忆: 当年省文化局有个姓郑的官，带着一大帮子人，跑她家里好多趟，就为动员曾祖母和他父亲捐画。 我的天！这“好多趟”可不是随口打哈哈！前前后后足足跑了九趟，从1958年秋跑到1959年冬，春寒料峭时踩着泥路来，三伏天汗透中山装还提着两斤刚摘的桃子，寒冬腊月裹着旧棉袄揣着热水袋，连门房大爷都跟他熟得能唠两句家常！ 你可别以为是摆官威，这位郑官（后来才知道叫郑逸梅，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全程弯腰说话，进门先给曾祖母鞠个躬，一口一个“庞老夫人”“增和先生”，手里的公文包磨得边角发白，里面装的全是文物政策文件和笔记本，连半点架子都没有，这种干部放到现在都少见！ 庞家可不是普通人家啊！曾祖父庞莱臣是晚清民国顶级收藏家，“虚斋旧藏”在文博界那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光流传下来的书画就有上千件，仇英的《江南春》、石涛的《山水清音图》、唐寅的《墨竹图》，随便拎一幅出来都是国宝级别的！ 这些画不是用钱堆出来的，是曾祖父跑遍大江南北，甚至冒着战乱风险从海外赎回来的，每幅画轴上都有他的题跋和“虚斋”“莱臣珍藏”的收藏印，有的还夹着当年的收购账本，字字句句都是庞家几代人的心血！ 曾祖母每次提起这些画，都要摩挲着画轴上的包浆，眼眶发红：“这是老头子用命护下来的东西啊！” 郑官第一次上门时，曾祖母直接把人堵在客厅，连画箱都没让看。 他也不恼，坐在八仙桌旁，喝着粗茶，慢悠悠地说：“老夫人，我知道这些画是庞家的根，但现在国家要建博物馆，这些宝贝放在家里，一来怕受潮发霉，二来怕被小偷惦记，三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太可惜了！” 他掏出1950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指着上面“鼓励民间文物捐赠，国家予以妥善保管并颁发证书”的条款，一字一句念给曾祖母听，还说“以后你们想看画，随时能去博物馆，我们派专人陪同”！ 可曾祖母还是不松口，她见过太多战乱中文物流失的惨状，就怕捐出去之后没人当回事。 郑官也是真有耐心，第二趟来带了省博物馆的库房照片，黑白照片上，工作人员正把书画放进樟木箱，箱子里铺着防虫的花椒和樟脑，墙角还放着简易的温湿度计。 “老夫人您看，我们虽然条件有限，但保管文物的心思一点不含糊！” 第三趟来，他带了几位老专家，现场给庞家的画做简单的保养，教曾祖母怎么防潮防虫，还说“这些画留在家里，你们精力有限，时间长了容易受损，捐给国家，有专业团队打理，能传得更久”！ 父亲庞增和一开始也犹豫，他跟郑官说：“不是不爱国，就怕当年的承诺不算数，以后画没了、坏了，我们没法对祖宗交代！” 第八趟上门时，郑官带来了一个让曾祖母动容的消息——北京的郑振铎先生特意托他带话。 郑振铎是新中国文物局局长，一辈子都在抢救流失海外的文物，当年为了把《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从海外赎回来，差点把自己的积蓄都掏空！ 郑官说：“郑先生知道‘虚斋旧藏’的价值，他说庞家要是能捐画，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他亲自督办保管事宜！” 曾祖母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打开了最珍贵的紫檀木画箱，指着仇英的《江南春》对父亲说：“郑先生是懂文物的人，郑科长跑了八趟，这份诚意我们领了，捐了吧，让更多人看看祖宗的宝贝！” 第九趟上门，是来清点登记的。 郑官带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每幅画展开、拍照、登记编号，连画轴上的小裂痕都记在本子上，曾祖母站在一旁，一边抹眼泪一边叮嘱：“轻点拿，轻点放，这些画比我的命还金贵！” 父亲亲手把137幅古画装进特制的木箱，郑官当场颁发了《文物捐赠证书》，上面盖着省文化局的红章，写着“庞增和先生捐赠古画壹佰叁拾柒幅，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那天送郑官出门时，他握着父亲的手说：“增和先生，您放心，这些画我们一定好好保管，绝不辜负庞家的信任！” 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些画有的被弄丢，有的被标成“伪作”低价处理，当年郑官的承诺落了空！ 你想想，当年没有恒温恒湿设备，郑官敢拍胸脯保证，靠的是对文物的敬畏；庞家愿意捐出传家宝，靠的是对国家的信任！ 现在博物馆条件好了，反而把捐赠者的信任当儿戏，这难道不可惜吗？ 要是你，祖辈用命护下来的国宝，面对一次次上门的干部，会选择捐赠吗？ 而那些接受捐赠的单位，又该如何守住当初的承诺？ “虚斋旧藏”之所以能成为传奇，不仅因为藏品珍贵，更因为庞家人“护宝为国”的情怀。 郑官九次上门的诚意，是那个年代文物工作者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踏踏实实地做事，用真诚打动人心。 可后来的文物管理漏洞，却让这份情怀打了折扣，这也是庞叔令几十年后坚持要讨说法的原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祖辈的心血不白捐，让捐赠者的信任不被辜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