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 这件事在当年的香港掀起轩然大波，武侠小说里那些“一见倾心”的浪漫桥段，到了现实里却让另一个女人在产房里攥紧了离婚协议书。 金庸和朱玫的故事开始得并不光鲜。 1948年，留洋归来的记者朱玫遇上还在报社打杂的金庸，一个是银行家的女儿，一个连房租都快交不起。 朱玫的父亲把户口本锁进保险柜，她就揣着几件换洗衣物，在雨夜跟着金庸搬进了九龙城寨的唐楼。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为爱私奔的姑娘，后来会把嫁妆里的金条换成《明报》员工的工资单。 《明报》创刊那天，朱玫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印刷厂守了通宵。 油墨味混着婴儿的奶香味，成了她往后十年最熟悉的味道。 金庸的名字渐渐出现在每个报摊，可家里的台灯却越来越少亮到深夜。 1970年春天，朱玫在他西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希腊餐厅的账单，日期是他们结婚纪念日。 1976年的离婚谈判桌上，朱玫盯着林乐怡的身份证，突然开口说要做绝育手术。 “这样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我再生孩子分家产了。”她的声音很轻，却让在场的律师都愣住。 后来有人说16岁的林乐怡太天真，可朱玫心里清楚，真正天真的是那个当年以为爱情能敌过柴米油盐的自己。 查传侠自杀那天，斯坦福大学的电话打到香港时，金庸正在修改《天龙八部》的结局。 电话那头儿子断断续续的声音像把钝刀，“爸，你和妈要是还像以前那样……”他没听完就摔了电话，第二天《明报》的连载栏空了一块，编辑用“作者突发不适”搪塞过去，只有朱玫知道，他把自己锁在书房，撕了整整三稿段誉的结局。 去年整理朱玫遗物时，社工在廉租屋的床底发现一个铁皮盒。 里面没有金银首饰，只有一沓泛黄的汇款单，收款方都是《明报》的老员工，附言栏写着“补发当年欠薪”。 而林乐怡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金庸晚年最常看的，是朱玫当年用口红在报纸边角画的笑脸。 当年被变卖的嫁妆换来了《明报》的头条，多年后却换不回一间温暖的住所。 朱玫的铁皮盒和林乐怡提到的口红笑脸，像两面镜子，照出武侠世界外最真实的人生谁都不是刀光剑影里的英雄，不过是在爱恨里跌跌撞撞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