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谷牧副总理花大价钱买了十张自称是史可法的字画。他叫来一堆鉴赏家，大家看了都说是真的。徐邦达老先生一到场，瞄了一眼就说“假的”，把所有人都愣住了。谷牧问原因，徐老解释说裱边手法不对、笔锋软塌、连纸张都是泡茶染的。 那天的鉴定会在北京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墙上挂着十幅卷轴，墨迹深浅不一，落款都写着“史可法”。几位受邀的鉴赏家围着画仔细端详，有人用放大镜看印章，有人用手指轻叩纸面听音，还搬出史可法的书法集对照，最后一致认定是真品，理由是“气息古雅，笔意沉稳，符合明末忠臣书风”。谷牧坐在长桌一端，手里转着茶杯，没急着表态，只说再请一位行家来看看。 徐邦达走进来时，已是下午四点，阳光斜斜照在画轴上。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逐张细审，只在每幅画前停留两三秒，目光顺着裱边的接缝走了一圈，又低头嗅了嗅纸张的味道。轮到第三幅时，他用指尖轻轻在纸角一捻，随即摇头。 谷牧见他神色笃定，便问缘故。徐老把画轴摊平，指着裱边说：“这用的是清末民初流行的‘湿托’裱法，接缝处有胶水晕开的细纹，史可法是明末人，那时候的裱工讲究干托，胶薄而匀，不会出现这种水渍痕。”接着他又拿起一幅，用指甲在落款处轻刮，粉末微微泛黄，他解释：“墨色浮在表面，是泡茶染的旧色，真迹的墨会渗入纸纤维，不会一刮就掉。” 徐邦达的判断不是凭感觉，是几十年在故宫和文物鉴定一线积累的经验。他年轻时在上海学画，后来进入文物局，经手过无数明清书画，对不同时期的材料、工艺、笔法烂熟于心。 他知道，明末的书画家多用松烟墨，墨色沉润且有颗粒感，而眼前的画墨色均匀发亮，明显是现代墨汁加染色处理的结果。笔锋方面，史可法的行草有股刚劲之气，起落笔干净利落，这几幅画的笔画却绵软无力，转折处常有犹豫的拖痕，是临摹者在刻意模仿却缺乏底气的表现。 更关键的是纸张。徐老摸了摸画芯，说：“这是民国时期的竹纸，泡过浓茶做旧，闻着有茶香，但真迹应用的是明代的楮皮纸，纤维长而韧，手感更糙。”他补充，鉴别字画不能只看风格像不像，要从材料、工艺、墨色、裱工综合判断，因为造假者能学字形，却难复原几百年前的制作条件。那天的鉴定结果让在场几位鉴赏家有些尴尬，有人小声说“光看气韵没细究材料”，也有人承认对裱工研究不深，才被蒙过去。 谷牧听完没责怪任何人，只说“花钱买教训，但学到了真东西”。他原本买这些画是打算捐给博物馆作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史可法的精神，可假画进了展厅，反而会误导公众。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把画封存，并请徐邦达整理一份详细的鉴别报告，用作内部培训资料。这份报告后来在文物系统的培训班上被反复引用，成为“看裱工、辨墨色、验纸张”的经典案例。 这件事也让人看到，鉴定文物不仅需要眼力，更需要对历史工艺的深入了解。徐邦达的“一眼假”，背后是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积累——他从青年时起就跑古玩市场、进库房比对真迹，连不同朝代的糨糊配方差异都记在心里。他知道，造假者往往在细节上露怯，因为现代材料再像，也无法完全复制古代的工序和环境。比如湿托与干托的区别，泡茶染与岁月氧化的区别，这些细微处正是真与假的分水岭。 谷牧的身份让这件事多了层公共意义。作为副总理，他接触文物是为了文化建设，但高价购画的风险也提醒决策者，文物征集必须有严谨的学术把关，不能单凭“大家都说真”就拍板。徐邦达的果断否定，不只是保护了国家财产，也维护了学术鉴定的严肃性。 有意思的是，事后有人问徐老，为什么敢在那么多专家面前直接说“假的”。他答得平淡：“真假不是靠人数决定的，是靠证据。我看到了证据，就不能装糊涂。”这句话其实点破了鉴定的核心——它不是人情场，是技术活，证据面前，面子要让步。 从黑伞到字画，从彩礼到文物，我们看到不同的场景里，总有人在用专业和冷静守住底线。徐邦达的“一眼假”，守住的是文化的真实；谷牧的坦然接受，守住的是求真的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