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二天，重感冒的苏青便撞见丈夫和表嫂在一起调 情。她忍了下来，连生5个孩子后，有一次苏青跟丈夫要生活费买米，哪知，丈夫一记耳光甩了过来：“你也是知识分子，你怎么不自己去赚钱。” 1934年的宁波，梅雨季的雨下得黏糊糊的。我裹着棉被坐在婚床上，重感冒让脑袋昏沉沉的，鼻尖总堵着，呼吸都带着铁锈味。昨天的红烛泪还凝在烛台上，像没干的血。 听见外屋传来表嫂的笑，银铃似的，裹着水汽钻进窗缝。我披了件夹袄下床，脚刚沾地，就看见堂屋门槛边，丈夫李钦明正扶着表嫂的腰，替她掸去旗袍下摆的泥点。表嫂的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拍了下，嗔怪着什么，他的笑落在她发顶，暖得刺眼。 我扶着门框站了会儿，冷风从领口灌进来，咳嗽止不住地涌上来。他们猛地回头，表嫂的脸腾地红了，李钦明却只皱了皱眉：“你怎么起来了？病还没好。” “找水喝。”我转身回房，没看他。红盖头被我压在枕下，丝绸的滑腻蹭着脸颊，像谁在无声地笑。 这一忍，就是五年。 从宁波搬到上海，我在弄堂的小屋里生了五个孩子，大的牵着小的，小的抱着我的腿，哭声能掀翻屋顶。李钦明在洋行做事，回来越来越晚，身上的香水味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把《浮生六记》藏在尿布堆里，趁孩子睡了读两页，沈复写芸娘“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我摸着头上那支母亲给的银钗，指尖发颤。 那天米缸见了底，小女儿饿得直哭，嗓子都哑了。我拦着刚进门的李钦明，声音比蚊子还轻：“给点钱，买米。” 他脱大衣的手顿了顿，突然扬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啪”的一声，五个孩子都吓傻了，哭声戛然而止。 “你也是知识分子，”他的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读过书的，不会自己去赚钱？” 脸颊火辣辣地烧，可心里那点什么东西，像是被这巴掌打醒了。我想起十五岁那年，父亲还没破产，把我写的《我的理想》贴在客厅墙上，毛笔字歪歪扭扭，却写着“要做能自己挣钱的女人”。那时家里的书房堆着线装书，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漱玉词》上投下光斑，我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 可父亲的银行倒了，红漆大门被贴上封条那天，母亲把我的书捆了半麻袋，说“女孩子家，嫁个好人家才是正途”。我穿着嫁衣上花轿时，怀里还揣着本抄诗的册子，纸都磨软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哭累的小女儿，在油灯下写东西。笔是孩子用过的铅笔头，纸是烟盒拆开的硬纸壳，写的是弄堂里的油烟气，是孩子的哭声，是李钦明甩过来的那记耳光。写着写着，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一片蓝黑。 后来我把稿子寄给《宇宙风》，编辑沈从文先生回信说：“你的文字像宁波的咸风，带着股子韧劲。”拿到第一笔稿费那天，我去买了两斤米，还给每个孩子买了块麦芽糖。他们舔着糖笑，我看着他们的脸，突然觉得，那记耳光没白挨。 李钦明再要跟我分床睡时，我把写好的离婚协议推给他。他瞪着眼：“你离了我，怎么活？” 我指了指桌上的稿子，还有孩子们手里快吃完的麦芽糖：“靠这个，靠自己。” 走出弄堂那天，阳光正好。我牵着大的，抱着小的，手里攥着刚领到的稿费。风里飘着油条的香味，孩子们的笑声脆生生的。我想起爷爷书房里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原来日子这门学问，要自己摔过、痛过，才能真的读懂。 后来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太俗”，净是柴米油盐。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些俗事，才让我在民国的风雨里，站直了身子，没被生活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