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郭婉莹难产住进医院，此时她的丈夫却留宿其他女人家。她不哭不闹，画好精致妆容，直奔他们私会的地方。敲开门后，郭婉莹微笑着，只说了4个字，丈夫二话不说跟她回家了。   1943年，那个名叫艾尔伯德的富商之子，在那个物资还未泛滥的年代，掏出一双足以羡煞旁人的美国玻璃丝袜，得意洋洋地炫耀它的“结实”，甚至许诺这双袜子能穿一年都不坏。   这一瞬间，对于从小看惯了稀奇货、甚至在中央造币厂厂长父亲膝下学过怎么养花的郭婉莹来说，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冒犯，她并不需要一双穿不烂的袜子，更不想嫁给一个眼中只有“实用”而无半分生活意趣的男人，这不仅是无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瘠。   所以当艾尔伯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被退婚，甚至甚至恼羞成怒提着枪找上门来时，十九岁的郭婉莹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逻辑闭环和镇定，面对指着脑门的枪口，她没有惊声尖叫，反而冷静地抛出了两条让对方瞬间泄气的真理：要么杀了她，这婚结不成。   要么杀了他自己，连命都没了，婚更结不成，这场闹剧，最终在艾尔伯德的自我挫败中收场，但也彻底显露了郭婉莹骨子里那种像剔透水晶般坚硬的质地，她宁愿要带刺的玫瑰，也不要一株只能当摆设的塑料花。   后来在燕京大学，她果然选择了一条世俗眼中“不划算”的路，那个叫吴毓骧的男人出现了，身为林则徐的后代，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既有麻省理工的学历，又有那种能把生活过出花来的浪漫。   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是一次“下嫁”但在郭婉莹眼里，这个男人有趣，这比什么都重要，但生活往往就在你以为抓住了诗意时，狠狠给你一记耳光，婚后那个曾经风度翩翩的吴毓骧，露出了凡夫俗子的劣根性。   他开始流连牌桌，甚至在郭婉莹难产、女儿生病的危急关头，还留宿在一个年轻寡妇家中，换作任何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大概早就哭天抢地或是回娘家搬救兵了，但郭婉莹不一样，她的骄傲不允许她失态。   几天后，她没有蓬头垢面地去撕扯，而是坐在镜子前，细细地描眉画眼，穿上得体的衣裳，在一众朋友的陪伴下敲开了那扇门，她没有给任何人难堪，只是微笑着对那个不仅没了魂还在输钱的男人说了一句：“该回家了”。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比一哭二闹更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吴毓骧满面羞愧地跟了回去，而回到家后，郭婉莹把所有的屈辱和悲伤都独自咽下，绝口不提，日子照过，但这事之后，她清醒了，那种想做温室花朵的念头彻底断了，她开始和朋友合伙开服装店。   做起了哪怕只有短暂光景的女老板，如果说前半生的波折还是在那层锦绣帷幕里的小打小闹，那后半生的命运才是真的要把她按进尘埃里摩擦，1958年吴毓骧因故入狱，三年后在牢房里因病撒手人寰。   留下给郭婉莹的，除了一堆还不清的14万元债务，还有破碎的家庭和彻底被没收的家产，为了还债，她卖光了所有家底，曾经出入有小车接送的郭家四小姐，带着孩子挤进了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亭子间。   屋顶是破的，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早晨醒来时脸上常常结着一层冰霜，为了生存，甚至是为了赎那份不属于她的罪，她被送进了学习改造班，这双手，曾弹过钢琴，摸过最名贵的绸缎，如今却要抡起铁锤砸石块，提着沉重的水泥桶在工地上奔波。   甚至要去清理臭气熏天的厕所，要在深夜的鸭棚里枕着干草入睡，每天从那些肮脏繁重的劳动中直起腰，她的午餐往往只是一碗只有几分钱的阳春面，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个被所有人视为“炼狱”的过程中，没人听过郭婉莹一声抱怨。   英国记者后来不怀好意地采访她，想听听这位曾经的贵族如何控诉那段不堪的岁月，郭婉莹却把背挺得笔直，轻描淡写地回应说，那是为了保持体型，如果不那样劳动，她或许早就发胖了。   在那个漏风的亭子间里，当阳光穿过破洞射进来时，她告诉孩子们这一幕很美，在买不起烤箱的日子里，她能用铁丝网架在煤球炉上，给孩子烤出金黄焦脆的吐司，就算只能用铝锅蒸蛋糕，她也要做出圣彼得堡的风味。   这是父亲从小教给她的风骨，要有骄气，但不能有娇气，真正的贵族，不是看你此时此刻坐在多豪华的沙发上，而是看你即便跌进烂泥里，还能不能保持喝下午茶时的那种从容，甚至连她的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母亲究竟受过多少苦。   那些血泪都在母亲轻快的玩笑中消解了，直到1966年以后，她重回讲台教英文，面对周围同事的冷眼与排挤，她依然是一副昂着下巴、一丝不苟的模样，她从未想过离开中国，当被问及为何不随家人去海外避难，她的回答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家”。   1998年，89岁的郭婉莹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她把自己最后的躯体也捐献了出去，什么都没留，却又什么都留下了，挽联上写“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名媛的祭奠，更是对一种精神的注解。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