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对苏俄的重新认识，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从前的主张。他指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采用民主制；他更断言，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这番话，是这位中共创始人与五四运动“总司令”用半生跌宕换来的终极答案。他的思想轨迹如同一个时代的缩影：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出发，信仰列宁主义，再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最终成为了一个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彻底批判的终身反对派。有人评价，他晚年清晰的认识，是“从沉痛经验当中的升华”，非常了不起。 他的批判锋芒，直指制度本身，而非个人。在陈独秀看来，苏联的悲剧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心术不正。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缺乏制约的政体陷阱。只要这种至高无上、不受监督的独裁体制存在，“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个人，将永远没有觉悟。 那么，真正的解药是什么？陈独秀的答案坚定而明确：民主。 他痛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的观点，称之为 “将误尽天下后世” 。 他反对将民主标签化、抽象化，主张民主有其不可动摇的具体内容。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实施范围的广狭。 法院独立、政府无权随意捕人、反对党的言论出版自由、工人的罢工权等，这些都是民主应有的具体形态。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政治形式，社会主义不仅不应排斥，反而应实现范围更广的“大众的民主”。 陈独秀对民主的坚守，同样应用于政党内部。早在1929年，他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急切呼吁党内民主。他引用列宁的话强调，“讨论和批评的自由” 是先进阶级民主政党的纪律要素。 他警告，如果压制不同意见，动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等大帽子排斥异见，使从省委到支部都变成机械的“命令传达机关”，这只会 “阻住了党的进步” 。他相信，不同意见的公开争论是党的进步现象，真理越辩越明。 回望历史，陈独秀晚年的思考因其深刻的预见性而显得愈发沉重。他警告，缺乏民主监督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沦为 “报复性的专政” ，并最终因内部的腐败而“溃亡”。 他的思考超越了个人恩怨，触及了权力、制度与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困境。尽管他自认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些基于惨痛教训的“最后见解”，无疑为后人留下了一面审视历史、思考未来的冷峻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