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张玉霞来到上海高院的接待点，咨询遗产管理人制度

这两天，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正在代理一起涉独身人士遗产案件。48岁的上海独身男子因病去世，因为未婚未育，父母早于他过世，生病期间一直是伯伯和孃孃在照料他，并为他花费了上万元医疗费、家政费。去世后，伯伯、孃孃帮他办理了后事，还买了20万元的墓地。眼下，他们能否从遗产中受偿这些垫付资金，正有待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探索解决。

常年代理此类案件，身处制度实践的第一线，在张玉霞看来，这起案件折射出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社会现实：城市人口老龄化在加剧、当代人婚姻家庭观念在改变，遗产管理人案件由此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如何通过好的制度真正实现为“身后事”托底？为此，在今年年初的上海两会上，张玉霞提交了一份“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落地实施的提案”，对制度落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本报当时聚焦上海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认定的无主财产收归国有案，以张玉霞在实践中感受到的亟需破局的难题为切口，推出《上海首例！老人数百万遗产和房产谁来继承记者跟踪报道：探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出路》。

如今，近一年时间过去，张玉霞高兴地看到了制度在上海加速落地的希望。“前两年，我们可能会碰到拿着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文书去银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办理业务时，对方并不认可。这一年，针对制度衔接的问题，配套制度在持续完善，建立起了民政部门作为主体开展身后事办理的网上服务渠道，让各部门的配合变得流畅。”

张玉霞透露，目前，上海法院也在积极探索上海市域范围内遗产管理案件的集约化处理，从而争取最大限度地避免涉及同一被继承人的多个诉讼分散在不同区法院审理可能带来的协调难题及潜在风险。

“而在整个社会层面，我们也发现，制度在深入人心，老百姓越来越理解制度的托底作用，一些居委会、街道也在主动作为。”张玉霞介绍道。

但张玉霞表示，自己对制度更好落地还有期待。在遗产管理人尚未确定或尚在接管的过渡期内，如何对遗产进行临时保管、有效监督，还需持续推动规则细化。

“此外，实践中还有一些新问题，例如遗产管理人发现被继承人过世后账户内钱款被领取，但无法查到由谁领取，这种情况下无法提起民事诉讼，但公安能否立案处理存在一定争议。”在张玉霞看来，这些问题仍需细化。

张玉霞希望，新的一年，随着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优化完善，老百姓的“身后事”不再是“麻烦事”。

首席记者|季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