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要给这么个人物“盖棺定论”，礼部的官员们怕是很是头疼了一阵。最后定下来的，是“文襄”二字。照朝廷公布的官方评价，他“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算是极高的褒奖了。 按谥法解释，“文”指道德博闻、勤学好问；“襄”则指辟地有德、甲胄有劳。这后一个字，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冲着他抬棺西征、收复新疆的不世之功去的。 但这个谥号背后，其实有场无声的较量。清朝的谥号体系等级森严，文人最高是“文正”，往下有“文忠”、“文襄”等等。 左宗棠的“文襄”，在文臣谥号里排到二十三位左右，而他的老对头李鸿章死后得的可是“文忠”，排名第四。更关键的是，左宗棠有个“硬伤”：他三次会试都没考上进士，根本不是翰林出身。 按当时潜规则，非进士出身想得个“文”字打头的谥号，难如登天。最后还是慈禧太后特赐了他“同进士出身”，才勉强过了这道门槛。所以，“文襄”这谥号，对他而言是破格，但在名分上，终究矮了那些正途出身的一截。 这委屈，左宗棠地下有知，或许倒不在意。他生前狂得很，曾自己给自己想了个谥号，叫“忠介先生”。他私下说，后世写史的人，骂我的遮不住我真面貌，夸我的也未必说到点子上。身后千秋名，太虚无，不如我自己用“忠”、“介”二字概括一生。 一个“忠”字，道尽他为清王朝奔波到死的劳碌；一个“介”字，则刻透了他孤高耿直、与官场圆滑格格不入的脾气。 他这脾气，得罪的人可海了去了。他骂过曾国藩，怼过李鸿章，连亲家郭嵩焘都被他气得断交。在朝中，他是出名的“左骡子”，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但话说回来，晚清那个烂摊子，没他这股“骡子”劲，有些事还真办不成。 当年朝廷为“海防”（建海军）和“塞防”（保新疆）吵翻天，李鸿章等重臣都主张放弃新疆，收紧银子保沿海。只有左宗棠，拍案而起，坚持“海塞并重”，硬是靠着近乎偏执的坚持，说动了慈禧，以六十多岁高龄率军出关。没有他这股劲，那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恐怕真就悬了。 他这个人，复杂得像一本读不完的书。你说他清廉，他确实清廉。做大官二十多年，经手的西征军饷数以千万两计，却不贪不占。死后留给家里的，只有两万两银子。 在西北苦寒之地，他过手巨额公款，却能做到“无一入私囊”。他自己和家里人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冬天穿旧棉袍，平常不吃海味，还要求家人把菜根米糠当山珍。 可你说他宽容厚道，那绝对谈不上。他性格里有刻薄、暴躁的一面，看不起同僚，爱说大话，还经常“迁怒”。 宁夏将军穆图善，跟他私交不错，他却在奏折里批评人家“从未见其一胜”。 老朋友郭嵩焘，因为公务上的误会，他不仅上奏弹劾，还写信去冷嘲热讽，直接把人气得辞官八年。 他事必躬亲，连儿子家信里写个错别字，都要挑出来训斥一番。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朋友不多，官场之路也走得孤独。 有趣的是，历史对他的看法，也像翻烙饼一样变来变去。他刚死的时候，是清朝官方认证的“中兴名臣”。可没过多久，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在革命党眼里，这些维护清朝统治的汉人高官就是“汉奸”。 《民报》甚至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头像画成禽兽刊登。不过，即使在那时，也有像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家，骂他替清朝打太平天国，却又忍不住佩服他用兵如神、军纪严明。 到了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山河破碎，人们急需寻找精神偶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被重新挖出来，奉为民族英雄，他成了反抗外侮的象征。你看，历史评价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时代需要什么，往往就从古人身上裁剪出什么形象。 左宗棠自己，或许更愿意和另一个偶像对标——诸葛亮。他常自比诸葛，自称“老亮”。两人还真有几分相似： 都曾隐居躬耕，等待时机； 都受三顾之请才出山； 都做事谨慎，鞠躬尽瘁； 都廉洁自律，不蓄私财。 他晚年写诗，那种“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的忧愤，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境，确有一脉相通之处。 回过头看，“文襄”这个朝廷给的谥号，或许不如他自己选的“忠介”贴切，但确实抓住了他生命的两个核心。 “文”，是对他读书人底色、经世致用学问的承认，尽管这承认给得有些勉强。 “襄”，则是毫无争议地铭记了他开疆拓土、拱卫山河的赫赫武功。 他一生在“文人”与“武将”、“忠臣”与“孤臣”、“实干家”与“得罪者”之间游走，无法被简单归类。而这“文襄”二字，恰似一枚融合了矛盾的两面印章，盖在了他风云激荡的人生卷轴末端。 《清史稿》论他，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事功与志行，外在功业与内在操守，这大概是对左骡子复杂一生，最凝练也最公允的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