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声音还是那么响：“都回来，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兄弟姐妹，还是会从天南地北赶回去，挤在一个屋里。只是吃饭的时候，主位上那个空着的凳子，谁也不敢去看。 我妈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背有点驼，却硬撑着把家里的事扛了下来。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她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备年货，腌腊肉、灌香肠，窗台晾满了咸鱼干，都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味道。 我劝她别累着，找个超市买点现成的就行，她却瞪我一眼：“现成的哪有家里的味儿？你们回来，就得吃妈做的。” 她记性不如以前，却把每个孩子的喜好记得清清楚楚：大哥爱吃甜口的糯米丸子，二姐不吃香菜，我偏爱的糖醋排骨要多放冰糖，就连孙辈的过敏食材，她都写在小本子上，贴在厨房墙上。 年夜饭开席前，她会把父亲的酒杯摆上，倒半杯他生前爱喝的米酒，轻声说：“老头子，孩子们都回来了，你也尝尝。” 然后才招呼我们入座，自己坐在父亲旁边的位置，不停地给我们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工作别太累”，仿佛只要她还在张罗，这个家就还是完整的。 饭后我们围在客厅聊天，她坐在沙发中间，听着孩子们打闹，嘴角一直带着笑，可我分明看见她趁我们不注意，用袖口擦了擦眼角——那是想念父亲，却怕扫了我们兴致的隐忍。 真正的崩塌，是母亲走后。 她走在一个深秋的清晨，走得很安详。可从殡仪馆回来的那天，推开老房子的门，一股冷清扑面而来。 窗台的咸鱼干早就没了，厨房的小本子还贴在墙上，字迹已经有些模糊，腌菜坛子空了，灶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大哥叹了口气，拿起抹布想擦擦，却愣在原地，最后只是放下了——他知道，再怎么擦，也擦不出母亲在时的烟火气了。 那年过年，没人再打那个催我们回家的电话。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家族群里问了句“今年回家过年吗”，半天没人回应。 过了好一会儿，二姐回：“孩子要上补习班，就不回了，你们聚吧。”三哥跟着说：“工地年底忙，走不开。”最小的妹妹说：“太远了，来回折腾，明年再说。”最后，只有我和大哥回了老家。 年夜饭是在外面餐馆订的，两荤两素，摆在空荡荡的餐桌上，显得格外冷清。没有了母亲提前半个月的忙碌，没有了满屋子的香气，没有了她念叨的家常话，就连父亲的那个空凳子，我们都忘了摆。 吃饭的时候，大哥喝了口酒，突然说：“以前妈在，再忙也得回来，现在……回来干啥呢？”一句话，让我鼻子发酸。是啊，母亲不在了，那个让我们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家”，好像就没了牵挂的锚点。 我翻出母亲留下的旧毛衣，那是她给我织的，袖口磨破了，她又用同色的线补了一圈，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是她一针一线熬了好几个晚上的成果。以前总嫌样式老气，压在衣柜最底层，现在拿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 还有她腌萝卜干的坛子，我洗干净了，试着按她以前的方法做，可盐放多了，又咸又涩，怎么也做不出她那个酸甜脆爽的味道。原来，母亲的味道，是独一份的，没人能替代。 第二年清明，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凑齐了，一起去给父母上坟。烧纸的时候，小妹突然哭了：“我好想妈，想她做的红烧肉，想她骂我懒虫，想她冬天给我暖脚。”二姐也红了眼：“早知道妈走得这么快，去年过年说啥也该回来。”大哥拍了拍我们的肩膀，没说话，可我看见他的眼眶也红了。 我们都明白，父亲走，是失去了支撑家的力量；母亲走，是失去了维系家的温度。父亲在，家有骨架；母亲在，家有血肉，两者都在，才是完整的家。 后来，我们也偶尔聚聚，却再也没回老房子过年。要么在大哥家，要么在小妹家，饭菜是现成的，聊天是客气的，再也没有了以前挤在老屋里、吵吵闹闹却满心欢喜的感觉。 我才慢慢懂得，母亲不是家里的“配角”，她是那个把散落的兄弟姐妹串联起来的线，是那个让家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根。父亲走了，根还在，家还能勉强支撑；母亲走了，根断了，家就成了一盘散沙。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父母在时，总觉得时间还长，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忽略了他们的等待；父母走后，才发现，那些曾经嫌弃的唠叨、厌烦的牵挂，都是再也找不回的幸福。 父亲走，是顶梁柱塌了，我们还能互相扶持；母亲走，是灵魂没了，我们只能在回忆里寻找家的模样。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趁他们还在，多回家看看，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多尝尝他们做的饭菜——那才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暖。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