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那年我28岁，刚成家没两年，还没学会扛起一个家的重量。父亲突发心梗走得突然，出殡那天雪下得没膝盖，母亲跪在灵前，眼泪冻在脸上，却没哭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啕。 我以为她会垮，可头七刚过，她就踩着凳子够橱柜最上层的蒸笼，说“还有仨月就过年了，你爸爱吃的糯米丸子，得提前练手”。 母亲一辈子没上过班，围着灶台和家人转了四十多年。父亲是厂里的技术员，话少，工资全交家，家里大小事都是母亲拿主意，可谁都知道，父亲是母亲的主心骨，母亲是这个家的魂。 父亲走后，母亲的腰好像更弯了，却把家里的节奏掐得更紧：腊月初八腌腊肉，腊月二十蒸馒头，年三十下午就开始在厨房忙活，煎炒烹炸的声音，盖过了家里偶尔的沉默。 那年年夜饭，桌子确实摆满了。父亲爱吃的红烧肉炖鹌鹑蛋、糯米丸子、炸藕夹，一样没少，甚至比往年还多了两道菜。 母亲把父亲的碗筷摆在他常坐的位置，倒了小半碗他爱喝的二锅头，轻声说“老陈，尝尝今年的丸子，我多放了点荸荠”。我和姐姐、弟弟都不敢说话，低头扒饭，眼泪掉在碗里，咸得发苦。 母亲却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夹菜，说“多吃点，明年都得好好的”，她自己筷子没动几口，眼睛却一直盯着父亲的空碗筷，直到菜凉了，才默默把那碗酒泼在门口的雪地里。 那些年，母亲就靠着这股“撑着”的劲儿，把家黏在一起。每年过年，她都坚持做一桌子父亲爱吃的菜，摆上他的碗筷，仿佛他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会推门进来。 我知道，她是怕这桌子一冷，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母亲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对着父亲的照片发呆，手里攥着父亲生前穿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还留着母亲缝了又缝的针脚。 这样的年夜饭，母亲撑了十二年。直到她72岁那年，查出胃癌晚期。住院期间，她还念叨着“快过年了，糯米粉还没买”，我们忍着眼泪说“您放心，今年我们来做”，母亲摇摇头，说“你们做的，不是你爸爱吃的味儿”。她走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距离过年还有七天。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年，我学着她的样子准备年夜饭。照着她留下的笔记，腌腊肉、蒸馒头，可红烧肉炖糊了，糯米丸子散了架，炸藕夹吸满了油，难以下咽。 桌子没摆满，父亲的碗筷还在，却没人再敢像母亲那样，轻声跟他说句话。姐姐哭着说“妈不在，这年没法过了”，弟弟低着头，把没喝完的酒倒在地上，说“爸，妈来陪你了”。 那一晚，菜没怎么吃，灯亮到天明，没人说话，只有偶尔的抽泣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 我才真正明白，父亲走，是顶梁柱塌了，可母亲还在，家的框架还在，烟火气还在；母亲走，是家的魂没了，再满的桌子，也填不满心里的空。 父亲在时，母亲有依赖，我们有靠山；母亲在时，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回到家，闻到厨房的香味，就觉得踏实。 母亲走了，才发现那些年的年夜饭，摆的不是菜，是母亲的牵挂，是她想留住这个家的执念。 后来，每年过年，我们姐弟仨还是会凑在一起吃年夜饭。学着母亲的做法，慢慢摸索，味道渐渐有了几分相似，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今年，我女儿突然说“奶奶做的丸子，是不是会放糖呀”，我才想起，母亲做糯米丸子时，会偷偷放一点白糖提鲜，这是她没写在笔记里的秘密，是只属于我们家的味道。 父亲走，是失去了支撑；母亲走，是失去了归宿。一个家，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地都在，才有家的模样。 那些年母亲撑起来的年夜饭，不是为了摆满桌子，是为了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家人在，家就在，日子就得好好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