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为啥执意三征高句丽？崇祯告诉了我们答案，隋炀帝千古名君！ 杨广执意三征高句丽，藏着一个帝王对江山社稷的清醒算计。公元612年，当百万隋军云集涿郡时，没有人理解这位帝王为何放着大好河山不顾，非要死磕东北那片苦寒之地。 直到三百年后，崇祯帝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时，后人才突然看懂：杨广赌上的不是颜面，而是大隋的国运。 高句丽从来不是史书里安分的藩属。这个占据辽东半岛、坐拥三十万兵力的政权，从隋文帝时期就小动作不断——开皇十八年突袭辽西，大业三年勾结突厥密谋南北夹击，甚至在隋帝北巡时，其使者公然在突厥王庭宣称“共聚中国”。 这些举动在杨广眼中，都是致命的信号：辽东是中原的东北门户，若任由高句丽坐大，华北平原将无险可守。 当年曹操远征乌桓，李世民三征高句丽，帝王的战略焦虑从来相通——游牧骑兵从燕山南下只需三日，而高句丽的骑兵，同样能顺着辽西走廊直扑涿郡。 更刺痛杨广的是政治尊严。自东汉以来，朝鲜半岛北部便是中原王朝的乐浪郡，高句丽的王城平壤，正是汉魏旧土。当高元拒绝入朝，将隋帝所赐衣冠弃如敝履，甚至在边境截留隋民、训练叛将斛斯政时，杨广看到的不是边患，而是对“大一统”秩序的公然践踏。 他在《征高句丽诏》里痛斥“眷彼华壤，翦为夷类”，这份愤怒背后，是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帝王对领土完整的偏执——就像崇祯宁肯吊死也不迁都，杨广宁肯耗尽国力也要拿回“汉家故地”。 三征的悲剧，在于杨广高估了隋朝的承受力。第一次百万大军压境，因后勤崩溃惨败；第二次因杨玄感叛乱退兵；第三次虽逼降高元，却换不来真正臣服。 但鲜有人知的是，三次征讨让高句丽国力锐减：安市城之战后，其国内“谷帛罄尽，人相食”，为唐高宗最终灭国埋下伏笔。这份战略远见，恰似崇祯明知宁远不可守仍死战——不是不知道代价，而是明白退让的后果更可怕。 后世骂杨广穷兵黩武，却忽略了他的顶层设计：开凿永济渠连通涿郡，将东北纳入运河体系；三征期间推行“十科举人”，打破门阀对军权的垄断。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将辽东真正融入中原。就像崇祯临死前说“朕非亡国之君”，杨广至死都握着高句丽使者的降表——他输掉了战术，却赌上了一个帝王对江山的责任。 当唐初使者在平壤看到“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才明白杨广当年的征伐，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用一代人的血泪，为后世撑起百年太平。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明君的远见往往需要亡国来验证。杨广的三征高句丽，是用大隋的崩塌，为盛唐扫清了东北亚的隐患。 这份孤独的清醒，恰似崇祯煤山上的白绫——帝王的抉择，从来不是史书里轻飘飘的“昏暴”二字，而是赌上全部身家的生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