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卖了，换成了美金，旁人都说他傻，他却拿着这笔钱，扭头买了六张去美国的三等舱船票，头也不回地走了。许多人都对他的决定感到困惑。 丁永福不是没经历过风浪的人。他祖籍宁波，十几岁跟着父亲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做小买卖，从卖布到开绸缎庄，再到抗战时期靠囤积棉纱赚下第一桶金，他在商界摸爬滚打三十年，见多了政权更迭带来的生意起落。 1948年底，街头的报童喊着“金圆券暴跌”，他亲眼看见隔壁米店老板早上收的钞票，下午连半袋米都买不起。更让他不安的是，家里用了二十年的老管家偷偷告诉他，解放军进城前，已有几户富商被叫去“谈话”，回来的人都沉默得像换了个人。 那天晚上，丁永福在书房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生意人，脚底下要踩得稳，天变了，别跟旧船死磕。”他想起1937年淞沪会战，租界的洋行还在照常营业，可闸北的仓库烧了三天三夜，他躲在法租界的阁楼里，听着外面的炮声，第一次知道“安稳”两个字有多金贵。现在，这种熟悉的“不稳”又来了，而且比战争更让人摸不着底。 卖洋房的时候，他没敢声张。那栋带花园的房子是1925年买的，当年为了置办家具，他专门从苏州请了木匠，雕花床的纹路还是他亲自选的。买家是个刚发迹的银行经理，急着在市中心安家，出的价比市价低了两成，丁永福却一口答应。 中介劝他再等等，他说：“等？等房子变成纸糊的灯笼？”换成美金时，他跑了三家钱庄，盯着伙计把一沓沓美元塞进贴身的皮夹克内袋——那是他特意找裁缝改的，夹层能装下二十叠钞票，贴着胸口的位置还缝了层软布，怕磨坏了纸币上的水印。 买船票的过程更惊险。当时去美国的船票紧俏，头等舱早被预订一空，连二等舱都要托关系。丁永福托了留洋归来的侄子，才在码头的黑市买到六张三等舱票。六张票里，除了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美国读大学，二女儿和小儿子跟着他们走。 登船那天，码头上挤满了提着箱子的难民，有人抱着鸡笼，有人扛着缝纫机，丁永福牵着小儿子，妻子拎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孩子的棉袄和几罐家乡的茶叶。小儿子一路问：“爸爸，美国有卖糖画的吗？”他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有，比上海的还甜。”可转身时，他瞥见岸边的洋房顶上飘着的青天白日旗，突然喉咙发紧。 船开的那天，黄浦江的风裹着细雨。丁永福站在甲板上，看着外滩的钟楼慢慢变小，想起十年前他在这里迎接过美国客商，那时的码头全是卸货的苦力，喊号子的声音能盖过汽笛。现在，苦力们还在，可苦力的工钱从银元变成了金圆券，再变成废纸。他摸了摸胸口的皮夹克，那里装着他的全部身家，也装着对“安稳”的最后一点指望。 到了美国，丁永福一家住在唐人街的地下室。他没像其他富商那样抱怨三等舱的颠簸，反而每天天不亮就去附近的餐馆洗盘子——他得给大儿子交学费，给小儿子买新书包。 有次在菜市场，他听见两个华人在吵架，一个说“早知道国内那么乱，谁还去美国受这份罪”，另一个接话：“总比被抓去充公强。”丁永福没插话，只是把买好的青菜往袋子里塞得更紧了些。他后来跟朋友说，卖洋房时，他不是不心疼，是算明白了：钱没了能再赚，可人要是被时代的大浪卷走，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如今，丁永福的孙女在整理老照片时，发现一张1950年的全家福——六口人挤在唐人街的小客厅里，背景墙上挂着那张从上海带出来的旧挂历，日期停在1949年4月。 她问爷爷：“您后悔吗？”丁永福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头也不抬地说：“后悔？我后悔没把整条南京路都换成美金。”话虽这么说，可他总在吃饭时给孩子们讲上海弄堂里的糖画摊，讲十六铺码头的鱼腥味，讲那栋带花园的洋房里，每年春天开的玉兰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