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前夕，我军一副军长按照级别应被授予少将军衔，谁知贺龙听说后顿时火冒三丈，连夜开车去找了上级，大声说道：“我让一颗星给他！” 谭友林是湖北江陵人，1916年出生。父亲早亡，母亲守寡带着他。1929年，才13岁的谭友林，为了给家里省口粮，同时也为了找条活路，一咬牙投了红军。 别看他个子小，人机灵得很。在红3军里，他很快引起了军长贺龙的注意。贺龙喜欢这个“红小鬼”，觉得他是个当兵的好苗子，没事就带在身边教他打枪、识字。 可到了1932年，湘鄂西苏区搞起了“肃反”。那时候主事的是夏曦，搞扩大化，整得人心惶惶。谭友林因为给几位被定性为“改组派”的首长当过警卫员，也被抓了起来。 谭友林也是硬骨头，被打得皮开肉绽，就是不松口，咬死了一句话：“我参加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没罪！” 眼瞅着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这时候，贺龙来了。 贺龙路过关押点，一眼看见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谭友林，那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他指着执行人员大骂：“乱弹琴！他才多大？一个洪湖边的苦娃子，还没枪高就跟着我干革命，他懂个屁的改组派！” 贺龙那是什么威望？他这一嗓子，硬是把谭友林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从那以后，谭友林这条命就是贺龙给的。他对贺龙，那是既当首长敬，又当亲爹待。而这段“过命”的交情，也成了日后贺龙为他“争星”的情感根基。 1934年，红2、6军团会师。年仅19岁的谭友林，就被任命为红2军团第5师的政委。 19岁的师政委！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罕见。当时的师长是贺炳炎，也是个猛人，这两人搭档，一个“独臂将军”，一个“娃娃政委”，打起仗来那是嗷嗷叫。 长征途中，在一次攻打塔卧的战斗中，谭友林冲在一线，一颗子弹直接钻进了他的右臂。 当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条件做手术取子弹。卫生员只能简单包扎一下。 谭友林就拖着这条残臂，硬是爬雪山、过草地。草地里湿气重，伤口感染化脓，每天流出来的脓血能接半茶缸。高烧烧得他人事不省，大家都以为他挺不过去了。 靠着战友的情义和自己那股子硬劲，谭友林活下来了。那颗子弹在他胳膊里待了整整两年，直到到了西安，才通过手术取出来。 抗战时期，谭友林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之间辗转，那是哪里需要往哪搬。特别是在豫东，他单枪匹马去收编地方武装李寿山部，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片赤诚，把两千多人的杂牌军改造成了抗日劲旅。 但真正让他军事才华大放异彩的，还得是到了东北之后。 1945年，谭友林率部挺进东北。那时候东北乱啊，特别是合江地区，有“四大旗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这帮土匪既有日伪残余背景，又熟悉地形，极其难缠。 谭友林当时担任359旅副旅长、合江军区副司令。面对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和深山老林里神出鬼没的土匪，谭友林没蛮干。 他搞了一套“小分队进剿”的战术。大部队化整为零，像梳头一样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土匪跑到哪，他就追到哪。 最终，在谭友林的指挥下，“四大旗杆”被连根拔起，合江地区的土匪患被彻底肃清。 1955年。 当时评衔的标准很复杂，初步方案出来后，谭友林被拟定为少将。 理由大概是：他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职务主要是副军级，按照“正军、副军评少将”的杠杠，似乎也合规矩。 但是，这忽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资历倒挂。 谭友林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师的政委啊！和他搭档的师长贺炳炎，那是拟授上将；当年他手下的团长、团政委，像余秋里、顿星云这些人，拟授的都是中将。 结果老首长成了少将，老部下成了中将、上将。 更要命的是，评衔小组在审核档案时，因为档案残缺，竟然漏掉了他在红军时期担任师政委的那段关键履历，只看了他后来的职务。 这事传到了贺龙耳朵里。 贺老总连夜让人备车，直接找到了负责评衔的主管部门，那是真的拍了桌子： “谭友林红军时期就是师政委，是红二方面军的骨干！那时候他才19岁！他是我的兵，我最了解！怎么能评少将？如果嫌名额不够，我这个元帅不当了，把我的星让他一颗！”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除了贺龙，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这些老战友也坐不住了。这几位可都是拟授上将的人物。他们几个人一合计，联名给总政治部写了一封信，历数谭友林的战功和资历，强烈要求为谭友林“升衔”。 这种多位上将联名保一个少将升中将的情况，在开国授衔的历史上，那也是独一份。 罗荣桓元帅看到联名信后，非常重视，亲自复核了档案，发现确实是工作疏忽。罗帅是个实诚人，特意把谭友林叫来，当面道歉。 他看着满怀歉意的罗帅，反而笑了： “罗帅，您千万别这么说。和我那些死在草地里、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比，我谭友林能活下来，有老婆孩子，还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这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评个少将，我不嫌低，比起烈士，我已经高到天上去了！” 最终，1955年授衔仪式上，谭友林还是挂上了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