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陕军新5师的两个团哗变，团长公秉藩去找副师长关麟征说:“副师长如果能保升我任旅长，我可以把上山的两个团全部叫回来，并拥护你任师长。” 关麟征当时只有24岁，却已经在西北军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他坐在师部的小屋里，手里捏着公秉藩递来的烟，没急着抽，先问了句：“你确定两个团都听你的？”公秉藩拍着胸脯说：“我在那两个团干了五年，弟兄们都认我这个团长，只要我一句话，他们明天就能下山。”关麟征盯着他看了几秒，把烟放在桌上，说：“行，我试试。” 其实公秉藩的算盘打得精。新5师的师长刘镇华半年前被调去南京当官，部队群龙无首，副师长关麟征虽然是二号人物，但资历浅，很多人不服。两个团哗变，表面上是嫌军饷拖欠，实际上是几个营长想借机逼宫，让关麟征下台，换个他们能控制的人当师长。公秉藩跟这几个营长关系不错，觉得自己能当中间人，既帮关麟征稳住局面，又能捞个旅长的位置。 关麟征答应得很痛快，但不是因为他贪权，而是他清楚，这时候要是退了，部队真散了，大家都没好处。他连夜给南京的蒋介石发电报，汇报了哗变的情况，同时推荐公秉藩升任旅长，理由很简单：“公团长在部队威信高，能稳住基层，只有他出面，哗变的团才会回来。”蒋介石那边很快回了电，同意公秉藩升任独立旅旅长，仍归新5师节制。 拿到委任状的公秉藩立刻带着几个亲信去了山上的驻地。那两个团的士兵正聚在村口骂娘，见团长来了，都围了上来。公秉藩站在土坡上，先把委任状举起来晃了晃，大声说：“弟兄们，旅长的位置我给你们争来了！以后大家的军饷按时发，立功了有赏，谁要是再闹事，别怪我不客气！”底下有人喊：“真的？那以后听你的！”公秉藩笑了：“以后不光听我的，还得听关副师长的，他是咱们师的主心骨。” 关麟征这边也没闲着。他第二天就带着师部的参谋去了哗变团的驻地，给每个士兵发了两块大洋的安家费，还宣布：“从今天起，师里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后军饷怎么花，让大家投票决定。”这一招很灵，那些闹事的营长本来想趁机捞好处，见关麟征这么会笼络人心，也不敢再闹了。不到三天，两个团就整整齐齐回到了师部报到。 事情解决后，关麟征在师部大会上说：“这次多亏了公旅长，要不是他出面，咱们师真得散伙。以后咱们上下一心，谁要是再搞分裂，别怪我不讲情面。”公秉藩坐在下面，听着这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原本以为关麟征会感激他，没想到对方把功劳往他身上推，自己却立了威。从那以后，他对关麟征的态度变了，不再想着争权，而是老老实实当他的旅长。 后来关麟征升任师长，又一步步做到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而公秉藩在新5师待了没多久，就因为跟上级意见不合，辞职去了山西，投靠了阎锡山。抗战爆发后，公秉藩在忻口会战中被日军俘虏，后来投降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逮捕，1948年被释放，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安定居，直到1982年去世。关麟征则去了台湾，1975年病逝于台北。 这段往事在西北军的档案里有详细记载，也成了民国军界的一个典型案例。有人说公秉藩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能跟着关麟征飞黄腾达，却因为贪心毁了自己；也有人说关麟征手段高明，用最小的代价稳住了部队，还让对手心服口服。不管怎么说，1929年那次哗变，确实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走向了巅峰，一个跌进了深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