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声音不大，却让围在旁边的年轻人停下了手。那件黑色法袍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留着岁月压出的折痕，领口绣着金色的天平纹样，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梅汝璈伸手把法袍抱在怀里，手指轻轻抚过袖口的磨损处——那是他在东京法庭上反复抬臂指着战犯时磨破的。他抬头看着面前的人，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沉重的认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法庭上穿的法袍，是代表四万万同胞审判侵略者的凭证。” 梅汝璈是江西南昌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末的秀才，从小教他读史书、练书法。1924年，他考上清华学校，后来又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法律，再到芝加哥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1931年回国后，他在多所高校教法律，还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刑法》。可真正让他名扬世界的，是1946年作为中国法官参加东京审判。出发前，他特意定制了这件法袍，量尺寸时反复叮嘱裁缝：“袖口要做宽松些，审判时要经常举手。”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梅汝璈做了大量工作。他带着助手查阅了上千份证据，把日本战犯的罪行一条条列出来，还用英文写成报告。庭审时，他总是坐得笔直，发言时声音洪亮，逻辑清晰。有次辩论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他拿出一份日本关东军的作战地图，指着上面的红圈说：“这就是侵略的铁证，不是‘自卫’！”他的话让庭上的外国法官都愣住了，因为在此之前，很多西方人并不清楚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最后，28名甲级战犯被定罪，7人被判绞刑，这个结果背后，有他熬红的眼睛和磨破的嘴唇。 可就是这样一件承载着民族尊严的法袍，在1966年成了“罪证”。那天下午，几个年轻人闯进梅家，翻箱倒柜找出法袍，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旧东西”，要烧了。梅汝璈急了，他拦在火盆前，把法袍紧紧护在怀里：“你们没经历过亡国灭种的痛，不知道这件衣服意味着什么。当年在东京，我坐在被告席对面，看着那些战犯狡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他们伏法，给死去的同胞一个交代。” 他讲起审判中的一个细节：有个叫东条英机的战犯拒不认罪，还说什么“战争是为了东亚共荣”。梅汝璈当场拿出一本日军屠杀南京平民的相册，扔在被告席上：“这就是你们的‘共荣’？”相册散开，里面的照片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尸体堆积如山的街道，被奸杀的妇女，饿得只剩骨架的孩子。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我不是为自己争荣誉，是为那些没能等到这一天的人。” 年轻人不听他的解释，还是要烧法袍。梅汝璈没办法，只好妥协：“烧之前，能不能让我再穿一次？”没人答应，他就自己穿上法袍，站在镜子前整理衣领。镜子里的人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可穿上法袍的他，腰杆还是挺得像当年在东京法庭上一样直。他对着镜子鞠了一躬，轻声说：“老伙计，委屈你了。”然后转身对年轻人说：“你们烧吧，但我告诉你们，这件法袍烧了，可它代表的道理烧不掉——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法袍最后还是被烧了，可梅汝璈的话却让在场的几个年轻人记了一辈子。后来，其中一个年轻人成了历史老师，每次讲到东京审判，都会拿出梅汝璈的故事，告诉学生：“我们今天的和平，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包括那些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人。” 晚年的梅汝璈住在北京的一间小平房里，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只有书架上堆满了法律书籍和审判资料。他很少出门，可每次有人来看他，他都会拿出珍藏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复印件，指着上面的签名说：“这是我写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1973年，他在孤独中去世，床头还放着那本翻烂了的判决书。 这件没能留住的法袍，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见证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挺直腰杆，也见证了后来的动荡与坚守。梅汝璈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骨气——不管环境多艰难，都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