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母亲气得半死，怒骂她未婚先孕，不知羞耻。谁料，当她得知孩子的身世后，却立马变脸，抱起孩子打算自己来养。 1976 年的北京火车站，25 岁的邵红梅背着简单行囊，怀里紧紧抱着一个 4 岁的小男孩，踏上了阔别七年的故土。 她是 1969 年离开北京的，那年 18 岁的她刚初中毕业，就响应号召和二十来个同学一起，坐了好几天火车，颠簸着到了陕北延川县赵家沟村插队。 七年过去，一起下乡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返城等方式离开，邵红梅却一直待到现在，还带回了一个没名分的孩子。 刚进家门，母亲看到她怀里的孩子，又听邻居悄悄说这孩子是她的，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天大的丑事，不仅自己抬不起头，整个家庭都会被人戳脊梁骨。 母亲指着邵红梅的鼻子怒骂，说她不知羞耻，在外面疯跑几年，竟然做出这种丢人的事，让家里人以后怎么在街坊邻居面前立足。 邵红梅低着头不辩解，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等母亲骂够了，才慢慢说出了孩子的身世。 邵红梅的话，把母亲拉回了七年前她刚下乡的日子。1969 年，北京知青大规模前往延安地区插队，延川县就安置了一千三百多名海淀区知青，邵红梅和同学王艳等人就是其中之一。 赵家沟村是个穷山沟，村民都住土窑洞，生活条件远比北京艰苦。知青们刚到那里，连最基本的劳动都适应不了，生产队派活从不手软，天不亮就得下地，割麦、耕地、挑粪，什么重活都得干，收工后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更让人难受的是陕北的跳蚤和虱子，土窑洞里的黄土地面容易滋生这些小虫子，北京来的知青们身上被咬得满是红疙瘩，挠破了全是血点，好几天都好不了。 好在邵红梅和王艳被分到了赵砚田家里，这对夫妇三十出头，结婚八年一直没孩子，待她们就像亲妹妹一样。 赵砚田是生产队会计，还会做木工活，把自家的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冬天的炕也总是烧得热乎。妻子闫玉兰心细又善良，收留她们搭伙吃饭，只按规定收口粮，一分钱搭伙费都不要。 邵红梅和王艳过意不去，自己买了油盐酱醋带过去，闫玉兰却总推回去，说都是一家人别见外，让她们把钱攒着，以后说不定能用在刀刃上。 赵砚田有时候偷偷接些木工私活，赚了钱也会分一部分给她们，闫玉兰更是经常特意给她们留热饭，哪怕自己晚点吃，也不让知青们饿肚子。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样的照顾让邵红梅和王艳少受了很多罪，日子比其他住在村民家里的知青踏实多了。 1972 年的一天，村里一位独居的老人突然病重，身边没儿没女，只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外孙没人照顾。 老人去世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成了孤儿，村里没人愿意收养，一是因为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二是觉得照顾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太麻烦。 邵红梅看着孩子瘦弱的样子，想起赵砚田夫妇对自己的好，又想到孩子无依无靠的处境，心里实在不忍。她和闫玉兰商量后，决定自己来养这个孩子，虽然她当时还没结婚，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引来非议，但她实在放不下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赵砚田夫妇特别支持她的决定，闫玉兰还主动帮着照顾孩子，教她怎么喂奶、怎么哄睡，把自己舍不得穿的小衣服拿出来给孩子穿。 邵红梅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就抱着孩子，给孩子洗尿布、唱儿歌，村里有人背后议论她，说她傻，说她以后不好嫁人，她都不在意。她只是一门心思把孩子照顾好，孩子生病时，她连夜背着去公社卫生院，走几里山路也不觉得累；孩子饿了，她把自己分到的细粮省下来给孩子吃，自己啃粗粮。 赵砚田夫妇也一直帮衬着她，有什么好东西都先想着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这几年，邵红梅一直没敢告诉家里人收养孩子的事，怕母亲不能接受。这次返城，她知道瞒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把孩子带回来。 母亲听完这一切，脸上的怒气渐渐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疼和愧疚。她拉过孩子，仔细看着孩子的小脸，又看着女儿眼角的细纹，忍不住红了眼眶。 她一把抱起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嘴里念叨着 “可怜的娃”，转头对邵红梅说，这孩子她来养，以后就是家里的一份子，谁也不能欺负他。 邵红梅看着母亲和孩子亲昵的样子，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七年的插队生活，不仅让她吃了很多苦，更让她学会了善良和担当。 赵砚田夫妇的淳朴善良影响了她，让她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勇敢地伸出援手。而母亲的转变，也让她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原来无论她做了什么，家人的爱始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