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个叫田家炳的印尼华侨带着自己的家人移居香港，并在元朗的屯门海边购买了30多万平方尺的海滩。 彼时的屯门海边，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涨潮时海水漫过泥沙，退潮后留下腥臭的淤泥。附近的渔民都纳闷，这个操着客家口音的华侨，花大价钱买这片没用的海滩做什么。只有田家炳自己清楚，这30多万平方尺的土地，承载着他重振事业的希望，更藏着一个深埋心底的愿望。他1919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6岁时父亲病逝，刚念完初二的他被迫辍学，接手家里的砖瓦窑生意，“没读够书”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18岁那年，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远赴越南推销瓷土，后来辗转到印尼做橡胶生意，二十年打拼攒下不少家业，却始终惦记着家乡的教育困境。 1950年代的印尼，排华情绪日渐高涨，商业环境越来越恶劣。田家炳看着身边不少华侨的产业被无端侵占，深知不能再停留。他考察了多个地方，最终选择香港——当时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制造业需求旺盛，而屯门的这片海滩，虽然偏僻，却适合建厂兴业。买下海滩后，他立刻投入填海工程，白天和工人一起扛沙包、测水位，晚上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海风裹着咸腥味，日夜吹打在工棚上，妻子心疼他年纪不小，劝他雇人打理，他却摇头：“自己多盯点，工程质量才放心，以后工厂才能站稳脚跟。” 填海建厂的三年里，田家炳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资金短缺时，他变卖了印尼带来的部分家产；技术遇到难题时，他亲自跑到欧洲考察学习。1961年，田氏化工厂终于建成，主要生产人造革和塑料薄膜。凭着诚信经营和过硬品质，工厂的产品很快打开市场，订单源源不断，田家炳也渐渐成为香港有名的“人造革大王”。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富商那样购置豪宅名车，一家人依旧住在工厂附近的普通公寓里，他的袜子破了补一补再穿，瓶装水要喝到一口不剩才扔掉。有人嘲笑他吝啬，他却笑着说：“钱财是身外之物，要花在该花的地方。” 这个“该花的地方”，田家炳在1978年找到了答案。那年他回到广东大埔老家，看到村里的孩子还在破旧的祠堂里上课，桌椅摇晃，窗户漏风，他想起了自己辍学的往事，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回到香港后，他立刻捐出100万港元，修建了湖寮大桥，又出资建起了家乡第一所现代化中学。看着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课堂，田家炳的眼睛湿润了：“我没能完成的学业，希望这些孩子能替我完成；我没能实现的梦想，希望他们能替我实现。” 从那以后，田家炳的慈善之路一发不可收。1982年，他捐出价值10多亿元的4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全部用于教育事业。1984年，65岁的他把化工厂交给儿子打理，自己成了全职慈善家，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考察学校。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曾回忆，有一次田家炳承诺捐赠500万港元，因为基金会资金周转问题，他竟从私人账户开出支票，只为不失信于学校。 田家炳的捐助范围越来越广，从广东大埔扩展到全国30多个省区市。他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还有20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1700余间乡村学校图书室。有人统计过，他把自己总资产的80%都捐给了教育，相当于散尽家财。为了筹集更多善款，他甚至变卖了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别墅，搬到小公寓里居住。儿子不解地问他：“您把钱都捐出去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他严肃地回答：“子孙能胜我，要财干什么？子孙不如我，要财干什么？” 1994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这是对他慈善事业的最高认可。但他始终保持低调，从不接受媒体专访，也不愿在捐建的学校里过度张扬自己的名字。有一次，一所学校想为他立铜像，他坚决拒绝：“我捐钱是为了办教育，不是为了留名，把钱用在教学设备上，比立铜像有意义得多。” 晚年的田家炳视力越来越差，临终前已经看不见东西，但他的床头始终放着一张地图，上面标记着所有他捐建的学校。他颤抖的手不断抚摸着地图，嘴里念叨着：“还有哪里的孩子需要学校，还有哪里的教室需要修缮。”2018年7月10日，99岁的田家炳在香港安详辞世，消息传来，全国各地的“田家炳学校”都举行了悼念活动，无数受过他资助的学生自发缅怀这位“百校之父”。 没人能想到，1958年田家炳买下的那片荒芜海滩，不仅建起了支撑他慈善事业的工厂，更孕育了影响无数中国人的教育火种。他用一生诠释了“善欲人见，不是真善”的真谛，用朴实无华的行动告诉世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他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照亮了无数寒门学子的求学之路。 田家炳先生虽然离去，但他的精神永远流传。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那些在他资助下完成学业的学生，都成了他精神的延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善良与奉献永远是最珍贵的品质，只有把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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