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暮色，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静谧被红机子电话铃声打破。赵炜接起听筒，传来沙哑的声音：“大姐走了。” 这四字如重石砸在赵炜心上，她握紧话筒，指节泛白，两秒凝滞后，转身颤声吩咐：“备车，去305医院。”一路车厢沉默，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医院里悲恸哭声汹涌，赵炜脚步沉稳，取走病程记录后，将邓颖超临睡前交代的四张便签收入信封。便签上铅笔字清晰写着遗嘱核心：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建纪念馆。这是她1982年便写下的，曾对赵炜说：“趁头脑清楚写下这些，为组织省事，也不让你将来为难。” 夜里十一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同志踏着夜色赶来。赵炜将信封递过去，语气坚定：“这是大姐的心愿，她一生都不愿给国家添麻烦。” 对方逐字读完，良久的沉默后，只说了一句：“我们必须向上请示。” 次日清晨七点，电话再次响起。赵炜正给窗台上她与邓颖超偏爱的海棠花浇水，听完领导“即便我们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的回复，她悄悄调转水壶嘴，水流漫过窗沿，坚定回话：“那就再请示，原件已封存，静候批复。” 当天中午，赵炜接连办妥三件事：让服务员熨平邓颖超最爱的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吩咐厨师将蒸南瓜改成南瓜粥，又将历年唁电样本打包标注“退回办”。老陈劝她歇息，她摇头：“我得把大姐的身后事收干净，别人来办未必懂她心思。” 第三天，更高层级批示传来：遗体准予火化、骨灰暂存，追悼会酌减规模，遗体告别限定半小时，纪念馆缓议。赵炜随即前往礼宾处，取来八宝山最小礼堂图纸，标注“只开侧门”“九点半锁门”，解释道：“大姐一生守时怕吵，过了时辰便不该扰她清静。” 7月15日凌晨两点，灵车驶出医院，赵炜怀抱白布包裹的旧木匣，为践行“一切从简”，暂未沿用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盒。车过长安街遇红灯，她轻声吩咐司机：“闯吧，没人会怪，大姐也会同意。” 火化后，赵炜未按惯例存入骨灰堂，而是将木匣暂存老山骨灰墙底层不起眼的B-113号格子。登记员问是否贴照片，她摇头：“不必了，她本人比任何照片都鲜活。”随后她与登记员各含一块水果糖，甜意难压心底酸涩，这是她为大姐守住的“极简告别”。 八月上旬，各地群众恳请“送一程”的来信源源不断，赵炜一封未拆全部退回，仅在信封角落写“心意已领，按嘱未办”。面对追来的记者，她隔着铁门坚定表示：“大姐投身革命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死后让别人排队鞠躬。” 年底，小院海棠叶落满庭院。赵炜扫起落叶却被风吹散，便回屋取出四张便签贴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并锁好。笔记本封面她亲笔写下“完工大吉”。这是邓颖超批阅文件时最爱的批语，既是给大姐的交代，也是对二十七年陪伴的圆满句点。 纪念馆最终未建。1993年春天，赵炜带木匣与老陈等人登上小艇，驶向邓颖超青年求学、革命起步的天津海河入海口。撒放骨灰时，她撕碎面包撒向海面，轻声说：“大姐在天津最馋蹦豆，海里没有，就用面包凑合吧。”艇上众人沉默，无人忍心打断她的思绪。 返回码头时，赵炜将海员找零的五块三毛钱扔进海里。老陈不解，她眼眶微红却释然：“让大姐请次客，她欠我一顿南瓜粥呢。” 海风吹拂，海河水流载着骨灰奔向远方，与十六年前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相融。赵炜望着海平面，仿佛看见西花厅海棠再开，这位一生朴素、心怀家国的老人，终以所爱方式回归大地与人民。她用极致坚守完成了邓颖超的嘱托，这份赤诚如海河流水，永远清澈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