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他是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也是历史的罪人。他的外表如何呢？你们看看他的嘴唇上面，他像哪国人？他的名字是余云岫。 几句火辣的话，把一个人的名字钉在“废除中医第一人”和“历史罪人”上。 可真把日历翻回民国十八年，那年南京城里的光景，比这几顶帽子要复杂得多。 那年春天，南京刚成国都不久，统一局面还带着火气。 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城里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主持的是卫生部次长刘瑞恒，十四个委员围桌而坐，全是西医代表，中医一个没请。余云岫坐在其中，挂着“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头衔。 他早年在日本大阪学医，西医基础扎实，又一头扎进中医古籍里抠字眼，从春秋写到清代，在病例和传染病史上翻出不少新说；到日本参加远东热病学会时，还拿唐代医书做例子，证明中医里早就有和近代细菌学接得上的观察。 按理说这些考证挺给中医长脸，他转身又写《灵素商兑》，专门挑中医理论里的疙瘩。 南京这次会议，桌上摊着四份和旧医有关的议案，一份是他写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旁边配着统一登录、登记年限、限制中医生和中药材的几份。 讨论之后，全案通过，合并成“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二月二十五日记进会议记录，二十六日上海报纸刊出，三月二日他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特刊，废止中医案就从会场飞进了寻常人家视线里。 看那份案子，刀口很直。余云岫把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逐条点名，说是“凭空结撰”；又拿寸关尺脉诊说事，觉得把一截桡动脉分成三段配五脏六腑，是“穿凿附会，自欺欺人”。 在他眼里，旧医撑不起现代公共卫生：查死因、分病类、预防疫疠、强种优生，全都不合格；政府一边讲细菌、讲消毒，旧医一边还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那类话安慰病家，这就是挡在科学化路口的一堵墙。 他也清楚，中医已经成了无数人的吃饭本事，政策不能一脚踹翻。 案子后面接了六条“渐进办法”：旧医可以登记领执照照常看病，只是要进训练处补课，学一点卫生行政必需知识，通过后发证书，凭证书长期营业；登记只到民国十九年，补课只办到民国二十二年。 五十岁以上、行医二十年以上的老中医，可以领特种执照，免去训练，不过不得诊治法定传染病，也无权开死亡诊断书，有效期十五年。 旧医研究会可以存在，还可以获奖，但只能做学术，不得借此挂牌行医。 最扎心的，是他提出的三件“该禁”的事：报纸不准登旧医推荐，新闻杂志不准宣传非科学医术，旧医学校不准再办。饭碗表面还在，声望和后路一下子都被按住，中医界很难不跳脚。 上海很快起浪。三月十七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药铺和会场挂满“国粹”“防文化侵略”的条幅，多省代表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认定废中医就是亡族、压民权、砸饭碗。 余云岫不躲。他在《大公报》发文，文白夹杂，把阴阳五行、十二经脉骂成“有百非而无一是”，把打着国粹旗号守旧利益的人，比作反铁路、反军舰、迷信八股的旧官僚，又把拳匪祸国的往事拎出来，逼着人自己对号入座。 旧医里一部分顽固派，就这样被架到了“误国”的那边。 吵到后来，还得看政治怎么收。 三月二十日，发动抗议的各地中医团体推了五个人，组了个请愿团，从上海赶往南京。 二十一日到城里，跑国民政府，也去中央党部，说中医确有疗效，废除等于掐死国粹学问，还会伤到社会稳定；提出撤回禁锢中医中药的议决案，由教育部门整顿中医学校，办得像样的就给个正规身份。 国民党内部对中西医本来就有不同看法，新政权脚跟未稳，也不愿为这一场争吵添新麻烦。没多久，文官处批示下来：“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从那年起，把三月十七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废止中医案虽然撤销，要求中医改良、整顿、走向科学化的声音却再压不住。 新文化运动以后，高举科学旗帜的一代人早把“科学”当成检验一切的尺子。 再看余云岫，被骂成“文化侵略”的内应，被说成“废除中医的第一人”，可换个角度，他又并不那么简单。辛亥革命爆发，他放掉在日本近在眼前的前程，回国组织赤十字队参与救护；后来研制的余氏止痛消炎膏，全用中药配成，在市面上压过进口的安福消肿膏，挺长一段时间里家家户户都认得。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文中说余云岫其实是“中医的诤友”，批得狠，是想逼中医认清自己，而不是要一刀砍掉整门行当。 把日子、文件、争吵都摆在一块看，很难再把他简单写成“罪人”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