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五一广场举着茶颜悦色拍照，身后是超级文和友的复古市井布景，脚下这片日人流量超50万的土地，地下却藏着2600多年前因一只长沙甲鱼引发的血腥往事，郑国国君因此丧命，而“长沙”地名的由来也众说纷纭，三种说法争论两千年仍无定论。

公元前605年春天，刚即位的郑灵公收到楚国送来的巨型“长沙鳖”，御厨处理时，大臣公子宋食指跳动预言有美食，这话被郑灵公听见，分鳖汤时故意不给公子宋。

这场因食物引发的冲突最终演变成流血政变，公子宋怒蘸鼎汤后离去，郑灵公放话要杀他，却反被公子宋抢先下手丧命，此事被《史记》记载，“长沙鳖”从贡品变“祸根”，“长沙”名首次与暴力关联，湖北包山楚墓战国竹简也证实当时“长沙”是楚国重要城邑。

关于“长沙”地名与“长沙鳖”的先后，清代学者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认为因楚国进贡长沙鳖，地方才以此命名，但商代炭河里遗址表明，当时已有古越人在此居住，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其与中原文明联系紧密，比甲鱼事件早800年。

“星沙”传说是较“甲鱼说”更浪漫的一种，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提到长沙有星在轸宿，主管人寿命，认为长沙是与星宿对应的“星野”之地，这符合古人“天地对应”观念，如今长沙县有“星沙镇”，地铁有“星城市民”标识，楼盘名也常带“星”字。

但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天文图显示，“长沙星是轸宿附星”的记载最早到战国早期，而“长沙”地名在西周初年《逸周书・王会篇》中就有记载，当时周成王召集诸侯，“长沙鳖”作为贡品被明确记录，湖南工业大学彭雪开教授指出，星宿名通常借用地名，而非相反，就像先有“北京”才有“北京星”。

古越语研究得出更颠覆的结论，彭雪开教授团队比对壮侗民族语言发现，古越人将祭祀白沙女神的地方叫“沙”，“长”是古越语发语词，类似汉语“阿”“老”，无实际意义，至今壮族仍有“没立村寨，先立长沙”的说法，印证此地曾是古越人祭神核心地，地质勘探也显示湘江长沙段自古有大片沙洲，枯水期白沙连数十里，与“白沙祭祀”说法相符。

晋代《十三州志》提到“万里沙祠”说法，称汉代此处有祭河神的大沙祠，因规模大称“万里沙”，后简称“长沙”，但考古队在湘江边寻找数十年未发现沙祠遗迹，该说法逐渐冷门，仅少数地方志有记载。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后设长沙郡，这是“长沙”首次成为行政区划名称，管辖范围包括今湖南大部分和江西一部分，郡府设在湘县（今长沙市区）。

西汉初年，刘邦封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建立长沙国，湘县改名为临湘县并成为国都。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漆器及辛追夫人遗体，不仅展现了长沙国的富庶与发达，也让世界知晓汉代长沙的科技文化水平，出土的《五星占》比西方早200年记录行星运行规律，49克重的素纱襌衣至今难以完全复制。

王莽篡汉时，长沙郡被改为带有歧视意味的“填蛮郡”，临湘县改为“抚睦县”，试图抹去长沙地域文化特色，但东汉建立后，老名字很快恢复，可见“长沙”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虽时而属荆州、时而属湘州，战乱不断，却始终是南方重要军事重镇，东晋名将陶侃曾在此驻军抵御叛军。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临湘县正式改成长沙县，此名沿用至今；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朝廷从长沙县分地设醴陵县，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又设浏阳县，奠定了如今长沙周边县市的格局，当时长沙凭借湘江航运成为南北物资转运枢纽，《新唐书》记载其“商贾云集，车船络绎”，湘绣、瓷器经长江销往中原和江南。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岳麓书院建成，长沙成为南方文化重镇，朱熹、张栻在此讲学形成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派，“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文化根基由此扎根。

南宋时期，长沙成为抗金抗元前线，名将辛弃疾曾在此驻守并写下“楚天千里清秋”，文天祥也来此招募义军，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豪情。

明清时期，长沙商业日益繁荣，清代《长沙县志》记载坡子街、太平街“店铺林立，昼夜喧嚣”，湘绣、安化黑茶、浏阳鞭炮成为全国知名特产，长沙还成为南方重要金融中心，山西票号在此设分号，管理长江中游资金流转。

近代长沙历经磨难却始终坚韧，1938年“文夕大火”将古城烧毁，长沙人仅用数年便重建家园；抗战时期的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三次击退日军，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成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企业从这里走向世界；如今的长沙，以1.5万亿GDP、千万人口规模跻身新一线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