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阵地上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什么大的战斗。我们赢得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十二日上午，敌人连续攻了十几次，都被我们一一击退。下午，敌人开始总攻，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番攻击，阵地上打成了一片火海。激战到黄昏，敌人的总攻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但是，我们部队的伤亡已经很大，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同志光荣牺牲。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敌四十师有一个旅长被我们击毙，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这个师基本被我们打残了，所以，敌师长恼羞成怒地下令，抓到新四军五团的人，一个不留，一律枪毙。听了俘虏的口供，不知哪一个战士打趣地说:“咱们五团还是特殊待遇呢！”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敌人被我们打苦了，这一夜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派人到阵地前搜集敌人丢下的武器、弹药和食物，充实自己。大家心里明白，更大更残酷的战斗正在等着我们。
十三日下午，敌人又发动了总攻。这一次，敌人显然增加了兵力，看样子，敌人已经孤注一掷。他们首先集中迫击炮轰击我们的阵地，跟着炮击，敌人象疯狗一样，一群一群地往上冲，不但攻我们的正面，而且攻我们的侧方、侧后方。我抓紧组织阵地上的部队进行反击，几挺重机枪对着敌人的主攻方向猛扫，有的战士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往敌人人堆里甩。这突然密集的火力，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
不一会儿，敌人又进攻了，突然，我觉得胸部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拳，接着，大片大片的血水从左胸上部涌了出来，前后棉衣很快被染红了。我带伤坚持指挥部队把敌人打了下去。这时，马长炎同志急忙从后面上来接替我指挥。没多久，敌人又进攻了。马长炎同志看到我们二营、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气得两眼冒火，他把指挥旗一举，大喊一声:“同志们，把敌人反下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象一阵狂风一样扫下山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阵地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反冲锋时，马长炎同志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卫生员把他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躺在阵地上要通信员赶紧告诉三营营长李锡锋同志，统一指挥二营、三营剩下的人，并迅速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团部。大约四点钟，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同志上来接替阵地的指挥，我和马长炎同志便被抬下山来。卫生指导员柳向光同志带人把我们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休息，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同志赶上来看我们，马长炎同志还在昏迷中。何志远同志看了看我们的伤，对我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决不丢下你们，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着你们一起突围。”
听了何志远同志的话，我心想，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都很重，要别人抬着突围，影响十几个人的战斗力，行动起来是很困难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何志远同志，并向他提出:“组织上的关怀，我们表示感激。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累部队了，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设法就地隐蔽养伤，待机过江。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争取早日归队。”听了我的意见，何志远同志说:“这样也好，不过要回去同团首长商量一下，再正式告诉你们。”
何志远同志回去以后，不久便派人来告诉，团里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注意安全养伤。于是，我们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熬熟的猪油，告别了部队。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东头山阵地不久，部队就组织突围了。结果，二营、三营只剩下几十个人;一营营长身负重伤，副营长牺牲了，其他同志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隐蔽养伤
告别部队，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棍和绑腿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我们，顺着一条山沟，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走了一段时间，听到四周山上到处都有敌人的吆喝声，为了不给敌人留下足迹，我们顺着水沟往前走。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这里四周都是连绵的大山，山坡很陡，上面到处长满杂树和灌木丛。沿着山坡下去，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沟，可以清楚地听到沟底“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凭着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决定在这个山坡上住下来。好容易爬上一个陡坡，再往上走，担架就不能抬了。
我让大家把担架放下来，把树棍扔掉，我和马长炎同志由其他同志架着上山。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踪，后面的人小心地用树枝把脚印扫掉，再盖上一些枯树叶，並把踩倒的枯草扶起来。大家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两块小平地，十几个人便分两处住下来。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山顶和山底下到处都是敌人的喊叫声。
我们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白天怕冒烟，晚上怕敌人看见火光，不敢生火做饭，只好用咸盐和猪油拌着生米嚼。数九天气，寒风刺骨，时而小雨，时而鹅毛大雪，我们每人只剩下一条夹裤、一条夹被，冻得直打哆嗦，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头上顶着仅有的几块小雨布，坚持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
这样过了几天，马长炎同志的烧意外地退下来了，我也能慢慢活动了。情况有了好转。为了更好地巩固部队，准备新的战斗，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敌人还在不断地搜山，他们摆开部队，像梳头发那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拉大网。但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山坡很陡，山上到处是雪，山顶上的敌人看不见我们，山底下的敌人一般又上不来，我们这儿便成了一个特区，一段时间比较安全。可是，有一天，敌人突然朝这个山坡上来了，一边咋呼一边往上爬，盲目地打着冷枪。大家马上作好了战斗准备，驳壳枪里压满了子弹，手榴弹握在手里，十几条枪的枪口紧逼着山下。敌人拨动树枝和茅草的声音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不一会儿，只听一个敌兵报告说：“排长，这里没有人呐!太陡了，上不去了。”敌排长一边骂一边说:“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真有新四军哩!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完，这个敌排长便呼哧呼哧地往我们藏的地方爬上来。大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备一旦这个家伙上来，先报销他，然后再同其他敌人拼。大家屏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呜——”的一声，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搜山的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又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从那以后，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山下仍旧控制得很紧。他们在路口、要道都派了潜伏哨。山上没有水，卫生指导员柳向光同志把一个暖水袋背在身上，晚上悄悄地从山上爬下去，在山沟里灌满水，再往回爬，一边爬还一边把身后的痕迹遮盖起来。好容易搞到一点水，大家高兴得要命，谁也舍不得多喝，只轻轻地呷上一口，润润干得冒烟的嗓子。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有一天，柳向光同志取水返回的时候，树枝把暖水袋挂了一个大口子，袋里的水全流光了。从此，水源断了，生米也嚼完了，我们只得挖一些野菜，收集一些野果、无毒的植物块根，胡乱地充饥。
大约到了二月底，敌人的包围开始松下来，白天也可以在山上自由活动了。这时，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都已经大有好转，胳膊上吊着一条绷带，和大家一起做些轻微的活动。有一次，我们转到我们所在的山坡背后的山梁上，忽然发现山腰上冒着一缕白烟，远远地还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再到这里看，那里隐隐约约闪烁着灯光。我们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
一天晚上，我和马长炎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去看看，弄点吃的，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批，第一批由侦察班长祝永生同志带领，先去探一下虚实，没有问题，其他人再去。侦察班下去以后，先在周围搜索了一下，见那里有一个独户人家，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正准备叫门，突然，一条大狗从柴草堆里窜出，冲着祝永生同志“汪汪”地咬起来。过了一会儿，屋门打开，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又喜又惊，赶紧把我们领进屋，不一会儿，便招呼全家人和我们相见，他妻子给我们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我们端来了蜜枣。
交谈中，知道这家人家姓风，主要做木匠活。风木匠讲，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乡亲们都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多难，盼望着你们早一天打回来。他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就在后面山坡上露宿。他听了以后，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想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家后面有一座旧木炭窑，是过去自己砌的，已经多年不用了，从外边上去没有路，敌人也不会来，你们可以住进去。”听了他的话，又经过仔细的交谈和观察，确认这是个比较安全的场所，我们同意了。
风木匠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把我们带到炭窑，他背了一大捆茅草，让我们铺在窑里。长时间露宿山头，一走进木炭窑，浑身感到又舒服又暖和。我坐在松软的茅草铺上，心里想着：国民党统治下的皖南人民多么像这个冰雪覆盖下的炭窑啊!他们虽然受苦受难，但是关怀爱护新四军的心却是这样暖烘烘的。这一夜，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
自从有了风木匠的帮助，我们的生活明显好转，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到了三月，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已经基本上好了，敌人的埋伏也不大搞了，白天，我们也可以在山上大胆地活动。由于不断地在山上碰到事变中失散的同志，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已经有三十多个人。风木匠的炭窑住不下了，我们便搬到山上，用树杆搭棚子住。这时，便开始计划突围的事。
突围北上
转眼接近清明了，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新绿。在这绿的中间，一片片粉黄粉黄的油菜花，在春风中起伏摇摆。被炸断的树干已经抽出新芽，人们在炮弹翻起的新土上又播下了春天的种子。风木匠家正在忙着育秧苗，山坡坑口，到处可以看到劳动的人群.......尽管这里依然到处留着战争的残迹，但是春天毕竟回到了皖南。
清明一过，我们决定突围。这时，敌人大部分已经撤到村子里，外圈的包围松了许多。听风木匠讲，敌人怕群众有组织地帮助我们，把以前的保、甲长都换掉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新换上来的许多人还是向着新四军的。
突围的那天黄昏，我们在风木匠家门前集合，每人身上背一袋炒米。大家一一向风家告别，风木匠眼里噙着泪花，拉着我的手说：“陈营长，你们走吧，将来有一天打回来，千万别忘了来看我们。”听着风木匠的话，许多同志都流下泪来。我看着熟悉的茅草屋，看着风木匠那张憨厚朴实的脸，心里觉得象是堵了一团东西，又闷又涩，嘴里只连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我们一定会打回来。”队伍走远了，风家的人还站在房前的那棵树下，连连向我们挥着手。落日的余辉映照着他们，身影是那样的高大、魁伟。这情景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头。
告别了风木匠，我们避开大路、村庄，沿着山间僻径，向章家渡、北贡岭、泥埠桥方向急速赶路。为了防止意外，一路上，我们夜行晓宿，轻易不进村子。这样一直走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队伍来到过去我营的老驻地老虎山。这个村西边有一座大庙，庙的四周是一片毛竹山，地形很隐蔽。我们决定在这潜伏一天，打听一下情况再过江。过去，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庙里的和尚都认识，一看见我们这么多人，他们又惊又喜，赶紧招呼大家进殿休息，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皖南事变以后，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放松了，国民党军队看得很紧，前些日子，已经有几批突围的部队从这路过。还说，听说江北新四军队伍闹得很大，又打了不少胜仗。
听到这些消息，同志们都非常激动。在庙里呆了一天，美美地吃了一顿竹笋白米饭，晚上，我们赶到江边，在营房嘴以西，通过老乡帮助找到渡船，黎明前顺利到了江北白茆州。踏上江北，才知道党中央又下令恢复了新四军，组成了以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的新的军部。我们终于在三官殿找到了队伍，被编在新组建的第七师，开始了新的战斗。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了。追忆往事，戎马硝烟的战斗场面历历在目，新四军数千名死难烈士为了民族大义，浴血奋战的悲壮业绩，就象皖南巍巍的青山，滔滔的江水，长留人间。

陈仁洪（1917年11月-1990年2月28日），江西铅山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上饶铅山独立营政委，闽北军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闽北军分区教导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新四军7师21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6纵17师副师长，16师师长，24军70师师长等。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24军70师师长、24军副军长等。建国后，历任66军副军长，24军军长、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