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力挺招安，并非源于忠义或软弱，而是看透了梁山致命的经济困境——这座号称“替天行道”的山寨，从根基上就是座空中楼阁。梁山起家靠晁盖劫取的生辰纲，这笔横财虽丰厚，却经不住数百弟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消耗。柴进、李应、卢俊义等财主上山带来的家产，虽暂缓了危机，但搬来的金银终究有限，撑不起日益膨胀的人马。后期梁山对外号称十万大军，即便有水分，数万之众也堪称“移动小城”，每日的粮草、军饷、兵器消耗都是天文数字。梁山既无百姓耕田纳粮，也无商贾交易征税，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劫掠州府。打祝家庄、曾头市、大名府，看似是报仇扩张，实则是为了抢夺钱粮续命。可劫掠如同走钢丝，胜则能喘口气，败则可能死伤惨重、老巢被端，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官府与大户并非韭菜，抢得越狠，抵抗越烈，朝廷的围剿也愈发逼近。让好汉们屯田自给更是空谈。聚义厅里的不是农民，而是军官、文人、莽汉与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上山为的是快活自在，而非面朝黄土背朝天。没了酒肉钱财，所谓“义气”根本撑不起队伍，内斗只会提前爆发。吴用作为军师，心中日日盘算着粮草、军饷、兵器的账本。他深知，继续劫掠是慢性自杀，迟早会因粮尽被饿死、内斗耗死或被朝廷剿灭；而招安虽受管束、前途未卜，却能换来朝廷的正规粮饷，先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世人诟病吴用招安害死兄弟，却忽略了他当时的绝境。梁山能破坏旧秩序，却建不起可持续的新体系，经济基础的坍塌早已注定。吴用选择招安，不是高明战略，而是绝境中唯一的求生之路——他算清了生存的硬道理，却算不透这条路尽头的坦途与悬崖。这不是糊涂，而是精明到极致的无奈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