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必以严刑峻法】文 / 于耀宾以食品安全为代表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堪称痼疾顽症，久久未能根治。事到如今，唯有祭出严刑峻法，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曾经，有人以“培育市场”为借口，对制假贩假刻意放纵；也有自诩思想家者，空谈“中国商人多、企业家少”，打着爱护企业家的旗号，实则助纣为虐，让不法者肆无忌惮；更有地方管理者，以保障就业、稳定GDP与税收为由，对企业造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人声称“程序已走、该罚已罚”，可实际罚没金额尚不及造假所得的零头。如此环境，造假者怎能不愈发猖獗？事到如今，必以严刑峻法。不如此，不足以根治沉疴。若有人不喜“严刑峻法”四字，那便换个说法：要“有法必依”，要“执法必严”，要“违法必究”，要“有权必有责”，要“用权受监督”，要让法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总不能时有电、时没电、时弱电吧？严刑峻法，本是中国法治传统中可贵的治理智慧。其理念可追溯至《韩非子·奸劫弑臣》：“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强调以严明法令消弭祸乱。《晋书·刑法志》则从另一面提醒：“故严刑峻罚，非帝王之隆业”，指出刑罚须有度，并须辅以道德教化。然而现实却是，在百姓食品安全等基本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今天，因违法成本极低、获利极高，违法者仍不愿收手。此时竟还有人高调反对：“不可下死手！严刑峻法违背现代法治理念”“这是把法律当工具，背离法治精神”“必须约束公权力，防止滥用”……这些看似有理的论述，却忽略了当下的核心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能落地见效的社会治理。面对有法不依、重罪轻罚、百姓健康屡受威胁的现实，难道不应以严刑峻法震慑效尤吗？问题远不止于食品安全。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下，欺凌商家、压榨消费者的乱象同样屡禁不止。复旦大学孙金云教授团队曾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五城进行一年打车调研，发现使用高端手机的用户，在相同路程、时间内，车费明显高于中低端手机用户——平台竟按手机档次暗中调价。近期，又一家巨头平台因滥用垄断地位被立案查处。不少人感叹，2026年整治市场乱象的“第一场雪”，来得还是太晚了。这样的遭遇绝非个例，而是渗透在日常消费中的切肤之痛。当“3·15”晚会沦为年度“视觉狂欢”，当投诉石沉大海，当某些论调仍为违法者站台，我们不得不问：为何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屡治不绝？所谓“商人多、企业家少”的空谈，究竟是良方，还是纵容恶行的遮羞布？假冒伪劣并非中国独有，但在我国市场中尤为顽固。这并非文化宿命，而是制度失灵、监管缺位与利益扭曲共同造成的综合症。当百姓对入口之食提心吊胆、对网购商品真伪存疑、对出行溢价满腹怨言，我们必须看清：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商人”与“企业家”的身份之别，而是违法成本低到可忽略、监管软到形同虚设、市场乱到劣币驱逐良币。有人声称“中国商人太多而企业家太少”，主张给企业家超国民待遇以培育标杆。这无疑是避重就轻的诡辩，实则为违法者张目。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将“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的本意异化成纵容违法的“挡箭牌”——为保就业、稳数据，对造假、擦边球行为视而不见；对平台垄断掠夺行为，不仅不整治，反以“培育市场”为由长期放任。这种短视做法，看似维护了短期利益，实则侵蚀了市场根基。日本曾背负“东洋货”劣名，却通过严格的质量管控实现“品质立国”；印度假酒致死等事件频发，根源正是违法成本近乎零、监管体系溃散。再看国内：某药企财务造假300亿元，仅罚60万元；重庆某食品公司在芝麻油中掺杂添加多年，罚没2000万元；四川伪劣消防呼吸器案追责雷声大雨点小……如此惩戒，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纵容。与假冒伪劣相伴的，是平台的垄断之恶：打车动态加价、大数据杀熟、强制“二选一”……平台上掐供应商、下割消费者，形成“敲骨吸髓”的利益链。投诉往往被敷衍，监管难以触及根本——平台早已构建起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深究根源，假冒伪劣与平台垄断的顽疾，实为三重机制的全面溃败：其一，惩罚机制溃败。违法收益与惩戒力度严重失衡，顶格罚款对百亿营收不过九牛一毛。其二，监管机制溃败。行刑衔接不畅，移送案件立案率低；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共谋”；传统监管难以穿透数字壁垒。其三，市场机制溃败。产能过剩下低价竞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淋巴肉梅菜扣肉、天价听花酒、算法操纵价格……诚信经营者无路，消费者被迫买单。更荒谬的是，当监管终于亮剑，竟有论调称：“企业家生存艰难，此时处罚垄断行为是难为他们、恶化市场环境。”我们必须厉声反问：处罚违法行为，与容忍造假掠夺，岂能混为一谈？如今商品堆积、产能过剩，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购物中的权益却仍无保障，难道能因照顾少数人感受就将法律束之高阁？所谓“企业家超国民待遇”，虽无明文，却在现实中淋漓展现：地方招商时的偏袒、谈判桌上的纵容、企业家以“撤资”要挟监管……这绝非培育企业家的正道，而是权力与资本畸形媾和的温床。真正的企业家，靠的是诚信、规则与社会责任，而非特权。那些滥用垄断、制假售利者，不过是市场秩序的蛀虫。破局之路，不在空谈，而在刚性的治理行动。我们需要三剂猛药，直击病灶：第一剂，重刑追责，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身陷囹圄。修订《刑法》《反垄断法》，对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类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对平台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罚款提至违法所得的10倍，情节严重者强制拆分；推行惩罚性赔偿（不低于违法所得3倍），推广集体诉讼，降低维权门槛；强制退市企业按公允价回购股份，让造假者付出难以承受之代价。第二剂，监管独立，斩断政商利益链。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监管队伍，对重点领域实行跨区域飞行检查；要求平台公开算法与数据，对“大数据杀熟”“二选一”零容忍；设立“违法黑名单”，将造假者、垄断平台及负责人纳入征信，限制其高消费、融资与任职资格。第三剂，重构市场，让优质优价成为主流。摒弃“低价至上”，推动“优质优价”，对通过国际认证的企业给予税收倾斜；扶持第三方检测，政府补贴送检费用，鼓励“送检维权”；设立“中国质量奖”，重塑质量诚信的社会共识。同时打破平台垄断壁垒，鼓励竞争，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诚信商家有更多机会。假冒伪劣与平台垄断，不是发展的必然阵痛，而是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当百姓不再为一口饭、一件货、一次交易而忧心，当市场不再被投机者和垄断者裹挟，当真正企业家能在公平赛道上施展才华，我们才能构建起一个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体系。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