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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张金哲医生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突然拿起手术刀,咬牙划开了孩子的后背。

1948年,张金哲医生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突然拿起手术刀,咬牙划开了孩子的后背。妻子哭喊着扑上来:“你疯了!这是你的亲闺女啊!” 1948年的中国,战火未歇,百业凋敝,医疗条件更是极度匮乏。抗生素尚未普及,外科技术受限,许多疾病在当时几乎等同于绝症。 其中,有一种让医生谈之色变的病——婴儿皮下坏疽。 这种病多发生在新生儿和婴幼儿身上,起初只是皮肤红肿,随后迅速坏死、感染扩散,几乎在短时间内夺走生命。当时国内外医学界的共识只有一句话:死亡率100%。 不是医生不想救,而是没人知道该怎么救。保守治疗无效,药物无用,一旦感染蔓延,孩子往往在高烧、脓毒症中迅速夭折。许多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襁褓中的生命一点点熄灭。 张金哲,那年三十多岁,正值壮年,是国内少有的系统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外科医生。他见过太多孩子死在这条“医学盲区”上,每一次无能为力,都像一根刺扎在心里。 “如果什么都不做,他们一定会死。” 张金哲开始反复查阅国外有限的医学文献,结合自己的外科经验,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近乎疯狂的想法——早期切开,引流坏死组织,阻断感染扩散。 这个方案,在成人外科并非罕见,但对象若换成婴儿,却几乎无人敢碰。 婴儿皮肤薄、血容量小、免疫力低,稍有不慎便可能因失血或感染当场死亡。同行们听后纷纷摇头,有人直言不讳:“张医生,这不是治病,是赌命。” 张金哲明白他们的顾虑,也清楚失败意味着什么。可他更清楚,不赌,孩子必死;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那是一个阴沉的清晨。张金哲刚查完房,就被护士急匆匆叫住。 “张医生,您家里来人了,说孩子不好了。” 他心里猛地一沉,几乎是跑着回到病房。病床上,小小的女儿脸色发灰,后背皮肤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红肿、发紫,触之发硬。 那一刻,他几乎不需要再做任何判断。 婴儿皮下坏疽。 这四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他心口。作为医生,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作为父亲,他更无法接受。 妻子已经哭得声音沙哑,紧紧抱着孩子,仿佛一松手,生命就会流走。 “金哲,救救她……她还这么小……” 张金哲站在床前,双手发抖。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手术刀也可以这样沉重。 他知道,按照当时的“常规”,只能保守观察——也就是等待死亡。 可他同样知道,唯一可能改变结局的办法,就是他自己提出、却从未成功过的那条路。 “如果连我都不敢,那这条路永远不会有人走” 张金哲让人准备器械,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妻子却彻底慌了,死死拽住他的胳膊。 “你疯了吗?这是你的亲闺女啊!” 泪水、质问、恐惧,一齐涌来。 张金哲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声音低沉,却异常坚定:“正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才更不能放弃。” “如果今天躺在这里的是别人的孩子,我也会这么做。” 那不是一场普通的手术。 那是一位父亲,将女儿的生命,与无数陌生孩子的未来,放在了同一张手术台上。 他抱起女儿,轻轻安抚,像无数个夜晚那样低声哄着。随后,他拿起手术刀,手却稳得出奇。 刀锋落下的一瞬间,妻子失声痛哭,几乎瘫倒在地。 皮肤被切开,脓液渗出。张金哲迅速而谨慎地清理坏死组织,引流、消毒、包扎。每一个动作,都在与时间和感染赛跑。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落,他却顾不上擦。 那不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成功手术”,而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医学实践。 术后,最难熬的不是那一刻,而是随后的日子。 高烧、感染风险、伤口变化,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将希望击碎。张金哲几乎吃住在病房,反复观察、调整处理方式。 一天、两天、三天…… 坏死没有继续扩散。 感染迹象逐渐减轻。 孩子的体温开始回落。 当女儿第一次微弱地哭出声时,张金哲转过身,靠在墙上,久久没有说话。 那一刻,他知道——这条路,走通了。 后来,张金哲系统总结了经验,逐步完善了婴儿皮下坏疽的早期切开治疗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救了回来。 曾经“死亡率100%”的疾病,被他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