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了，真的不管了。当孩子第三次提出离职的时候我同意了。今天中午10点半，我刚下班，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嚎啕大哭。她在厕所里面打的电话，不敢在办公室。接通电话之后，我安慰她别哭，慢慢说。她哭得语无伦次，真揪心。 我正站在公司楼下等公交，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电话里，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她今天又被组长当众训斥了，就因为她问了一句这个月的加班费什么时候能算。“妈，我不是计较那点钱，”她吸着鼻子，“我就是觉得，连问一句都成了错。”办公室的空调好像开得特别足，她说她躲在隔间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想起她上个月回家，吃饭的时候筷子掉地上了，她弯腰去捡，半天没起来。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就是有点累。现在想来，那不只是身体的累。 “你记不记得你书桌左边那个抽屉？”我打断她的话。她愣了一下，说记得。我说：“最里面，有个铁皮盒子，你打开它。”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啊”了一声。那盒子里装着她小学到高中得的各种奖状，还有一张她七岁时画的画——画上的她，戴着一顶超级大的博士帽，旁边写着：“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你那时候可没说过怕困难。”我尽量让声音轻松点。她没说话，但我听见她深深的呼吸声。楼下包子铺的蒸汽呼呼地冒着，笼屉盖子的碰撞声格外清晰。 “妈，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她小声问。 “胡说。”我说，“你只是把自己弄丢了。回来吧，先把那顶‘博士帽’找回来再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她擤鼻涕的声音，还有隔间门锁打开时“咔哒”一声轻响。“好。”她说，就这一个字，但声音稳多了。 挂了电话，公交车正好进站。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知道，回家后，她会看见那张泛黄的画，会想起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而我能做的，就是让她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家都是她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